在经历多年的高速增长后,当前中国经济已经步入产业结构调整与转型期。虽然整体经济增速有所放缓,但伴随“一带一路”等国家战略的稳步推进,中国与外部世界的经济联系不仅没有削弱、反而日趋强化,并跃升为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和第二大对外投资国,当前已与韩国、东盟等国家地区建立14个自贸区,对外贸易依存度接近50%。当然,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的成功也使我国不可避免地更易遭受竞争性货币贬值、外部需求萎缩、短期投机资本涌入等不利因素的冲击,在这一现实背景下,对中国开放经济波动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与理论价值。遗憾的是,目前还缺乏基于新凯恩斯主义DSGE分析框架对我国开放经济特征的系统性研究。不过,近年来发展迅速的新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NOEM)理论则为这一研究方向提供了有力工具,本文即将该NOEM-DSGE框架应用于对中国开放经济波动问题研究的一个初步探索。鉴于该领域尚未出现针对中国成功的实证文献作为参考,本研究从简化的理论模型着手,逐步放松关键假设并丰富模型细节,最终得到一个比较完善的两国模型,并应用于对当前中美两国经济若干热点问题(如人民币升值、“再工业化”与最优货币政策等)的实证研究。首先,针对大量实证研究围绕汇率超调现象的争议,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资本市场噪声交易与贸易品市场分割定价特征的PTM-NOEM模型,利用数值方法考察了非理性汇率预期、贸易开放水平与短期汇率波动的理论关系。研究表明在不完全的资本市场结构下,货币冲击发生后,无抛补利率平价条件长期中仍成立,但短期内会产生明显偏离,说明滞后超调是一个稳健的短期汇率特征,并为经常项目波动与货币政策关系实证研究所发现的“J曲线”效应提供了充分的理论解释。研究还发现,由于市场分割导致汇率的支出转换效应明显弱化,因此贸易开放度越高,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的刺激作用越小,造成的福利损失也越大。随后,本文对该理论框架补充了丰富的细节特征(如生产性资本、异质性劳动力供给与前瞻性利率规则等)及外生冲击(如跨期偏好、投资技术与价格加成率等),使其对现实经济波动规律具有了一定的刻画能力。研究发现噪声交易参数能够很好地被观测样本识别,并有助于改善理论模型的整体拟合效果。将外生利率平价冲击加入UIP条件时,模型的数据拟合效果提升更为明显,说明UIP冲击是对NOEM模型一个非常必要的改进。对该模型的稳健性分析发现,LCP与PCP两种定价约束对参数贝叶斯估计的影响不大,但前者对噪声交易参数的识别更准确,整体拟合效果也更理想。对LCP-NOEM模型的反事实仿真分析发现,供给与需求冲击对解释产出与CPI波动比较重要,偏好冲击能够很好地拟合实际消费的历史走势,UIP冲击则很好地拟合了名义汇率的时序特征。进一步地,在加入非平稳共同技术冲击的NOEM模型参数估计基础上,本文分析了人民币升值与“再工业化”战略对中美经济的影响,以及最优货币政策等现实问题。研究表明模型对美国经济的波动特征拟合较好,对中国观测变量的模拟标准差比实际值偏大。方差分解与反事实仿真分析的结论一致：供给与需求冲击是中美经济波动的主要来源。对人民币升值与“再工业化”两个热点问题的研究发现,人民币升值虽能够缓解中美贸易失衡,但对美国产出的刺激作用相当有限,并造成美国消费者福利显著下降；“再工业化”虽有利于恢复美国产出增长,但也会导致美元明显升值进而加剧贸易失衡。因此,对于中美贸易失衡很难有一个两全的解决路径,这凸显了加强两国货币与贸易政策协调的重要性。利用最小化央行损失函数的最优政策分析发现,中国的货币政策调整确实会对名义汇率波动做出反应但政策反应系数偏大。另外,通过放松贸易品对称定价约束等假设,笔者继续考察了不对称NOEM模型对观测样本的拟合能力。研究发现中美两国某些结构参数确实存在较大差异,不对称NOEM模型对观测变量标准差的拟合效果比LCP-NOEM模型更出色,对部分相关系数的拟合能力则稍差,理论方差分解发现通胀目标冲击是两国经济波动的重要来源。然后,利用脉冲响应分析笔者发现,提高通胀目标是一种“以邻为壑”的货币政策：有助于促进本国产出与消费增长,却造成贸易对象国产出与消费双双下滑。借助敏感性分析本文发现,净出口与汇率等变量对中间品替代弹性的变化非常敏感,对这一参数的取值确实有必要通过贝叶斯估计来确定。最后,根据实证研究的主要结论,本文在结论部分提出了几点促进与保持我国经济平稳增长的针对性政策建议,并总结了可以在本研究的基础上加以拓展改进的两个可行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