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际商事诉讼领域,全球资产冻结令被称为两大“核武器”之一。全球资产冻结令在促进将来判决执行方面具有显著优势,1988年在英国司法实践中出现并不断成熟,随后被美国、澳大利亚和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借鉴。2009年江苏高院针对域外法院发布的全球资产冻结令作出判决,判定被告擅自在我国发送域外法院作出的财产接管令的行为构成侵权;2014年北京高院认定原告为协助外国法院执行全球资产冻结令,对被告所持银行账户中止服务、暂停交易的行为违反合同约定。可见全球资产冻结令的影响力波及我国。英国是全球资产冻结令的发源地,因此本文以英国全球资产冻结令为研究对象,以期对我国财产保全制度的完善提供有益的启示。本文去除引言和结语之后,划分为以下四个部分:第一章是对英国全球资产冻结令的概述,主要从法律依据和司法判例出发阐述英国全球资产冻结令的前身、起源与发展以及与其有关的禁令;第二章探讨了英国全球资产冻结令的学理争议,一是从诉讼法角度分析英国法院发布全球资产冻结令是否属于滥用自由裁量权保护债权人权利,二是国际法角度出发分析英国法院发布全球资产冻结令的管辖权正当性;第三章分析了英国全球资产冻结令的跨境执行,其跨境执行难问题与学理争议紧密相关,原因在于发布法院与执行法院的管辖权、诉讼程序之间存在冲突;在跨境执行的条件上依赖于“Dadourian”八条指引规则,在跨境执行的方式上依赖于执行地法院诉讼程序转换;第四章论述了英国全球资产冻结令对中国的影响及对中国财产保全制度的启示:其一,对英国全球资产冻结令进行了客观评价,并结合中国的发展现状、立法历史等因素认为中国法院目前承认与执行全球资产冻结令的可能性较小;其二,针对我国财产保全制度存在的无域外适用效力的问题,提出了推动财产保全制度管辖权独立性形成以及构建财产保全制度域外适用法律依据的完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