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汉赋发展历史长河中,司马相如和扬雄均以各自的特色占有重要的席位。目前,对于司马相如、扬雄的研究角度大多从文学史、考证、思想、地域文化等方面,且著述颇丰。扬、马相提并论之处甚多,但将二人单独放在同一位置进行比较的文章尚少。本文结合汉赋创作的宏观时代背景,从题材、风格两个方面入手,比较司马相如与扬雄赋的不同之处,并试图找出形成差异的原因,最终从他们身上总结出汉赋发展及创作规律。目前,对司马相如和扬雄的研究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从横向专题的角度来考察前人对司马相如和扬雄作品的研究,包括文学史研究角度,作者生平、作品、籍贯等考证,美学特色、艺术特点等研究,还有近期崛起的地域文化研究角度;二是将二人置于同一视角进行比较的议题,主要有从题材、人生经历、讽谏观念、文学史上的继承和发展、以及文体发展规律等方面的比较。在题材上,司马相如将自然作为审美客体,以铺排夸张的笔调进行描绘,对象也限于天子诸侯等上层统治者,扬雄则将视角转向富商大贾、官吏郡守以及普通士人,二人援引古代人物时的态度也大有不同。司马相如夹杂个人对帝王的感情,其赋的讽谏方式是在颂扬中微谏,重点在“劝”;扬雄赋的内容有所不同,是对帝王的侈靡生活提出批判,侧重于“讽”。马、扬赋作品创作风格的差异有:方位结构上,司马相如赋形成空间繁复之美,扬雄赋则从空间转向时间,在历史事件中构筑纵向之美;在主客问答的传统体制上,二人均有创新,在表达方式也有长于工笔细描到向畅所欲言的议论趋势。二人的赋有“富丽繁艳”与“邃险深玮”的差别。相如的赋展现出大汉盛世的磅礴之气,扬雄从早期模仿相如作品中走出来,有了自己独创的艺术特色,表现出西汉末期士人个体的愤愤之音。侍从文人的身份,使得司马相如和扬雄的赋作具有同样的以大为美的创作风格,但讽谏效果欠佳。他们的赋风格以及审美差异与时代的变化、人生阅历的不同以及作家个性气质的差别有关,同时也显示出汉赋作家的心态由积极入世到清静无为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