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机会，在为混乱的自治城市提供必要秩序的同时，插手城市事务，以不断侵蚀和剥夺城市自治权利的方式，做大王权，在城市共同体瓦解的基础上形塑出对封建社会来说较为陌生的中央集权式的新权力结构。自此以后，中央权力的不断集中化与社会自治共同体的不断削弱与崩塌，形成了一种相互缠绕、相互刺激的恶性循环过程，对于像法国这样的国家来说，这种恶性循环一直把它拖入了招致玉石俱焚的大革命。　　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虽然不是没有看到欧洲中世纪后期自治城市的衰落与瓦解，他甚至朦朦胧胧地猜测了导致这衰落与瓦解背后的原因，但总体而言，他通过自己著作对法国大革命源头的追溯，似乎只追到了“中央集权不断强化”以及社会自治共同体的解体。而没有把话题进一步引向社会共同体究竟是如何开始自己的衰落这个问题上来。　　而本文则试图通过对欧洲中世纪后期城市自治衰落最初原因的追寻，在更深层次意义上，揭示导致法国大革命产生的最初源头，从而深化我们对于深深影响到近现代世界历史发展进程的这一革命的认识。　　本文通过对特定时期的史料之挖掘，将这对法国大革命最初源头的认识引向中世纪后期这样一幅画面:人的理性自觉日益膨胀、世俗化潮流汹涌澎湃、宗教信仰影响力式微、理性算计毒化人们间相互关系、献身自治共同体的自觉精神逐渐湮灭。　　正是这样一幅图景，似乎可以让我们大体上看到，影响欧洲中世纪城市自治的衰落与解体的最初因素，因此我们在分析这一衰落与瓦解的现象时，不能将之归结为王权扩张便了事的。相反，王权得以成功地进行扩张，最后整个地湮没了市民社会，倒是要用中世纪城乡自治共同体的衰落来加以说明的。因此，中世纪后期人们理性自觉的膨胀与世俗化潮流的汹涌，是引发欧洲当时社会结构性大动荡的一个“自变量”，它形成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世界”之中，具有充分的自发性和原生性，构成了法国大革命这场风暴缘起的“青萍之末”。　　托克维尔通过《旧制度与大革命》这本书指出了，法国大革命存在着一个起源于“中央集权不断强化”，又完成于“不断强化的中央集权”的悖论，这不能说不深刻。不过也正是这一深刻的认识似乎多少妨碍了托克维尔对法国大革命源头的进一步挖掘，没有真正地将几个世纪以来，给人类带来灾难的“激进理想主义革命”与“理性主义政治”的深层次根子挖出来。　　“人类理性自觉的膨胀-世俗化潮流的汹涌-宗教信仰影响力式微-理性算计毒化人们间相互关系-献身自治共同体的自觉精神逐渐湮灭-自治共同体无法内在地提供必要的公共产品-外部的王权获得全方位渗透自治社会的契机”这样一条红线的揭示，不仅回答了中央集权的加强为什么能够抵御住大革命的表面冲击而在革命前、革命中及革命后一往无前地发展，同时也告诉了我们人类的理性自负为什么会在不自觉地毁坏传统社会时，一定会给自己带来灭顶之灾，为什么这种自负在力图营造“美丽新世界”之时，却总是在不经意间开辟了一条“通向奴役之路”，它更告诉我们，在一个理性借助科学的翅膀而全面腾飞的时代，我们有必要对人类的理性自负做出全面的审视与反省，从而对传统与历史留给我们的“大智慧”保留必要的审慎与敬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