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在細緻爬梳相關文獻的基礎上，從不同侧面考察文同及其文學創作的成就與局限，并在廓清接受史若干具體問題的同時，對其在文學史流傳未廣的原因予以探討。第一章從作品出發，分析文同的思想與性情。儘管佛、道造詣頗高，文同始終恪守“官”的自覺舆丈儒本質。其文學話語傳遞出一種鮮明的內斂型人格：韜晦、重規矩、遠離政治以規避風險。第二章以詩歌為重點，討論文同的文學創作。文同的樂府、楚辭都理應在文學史上佔據一席之地，雜體、六言與園林組詩等亦頗有創獲。文氏對古體的偏擅被宋人普遍認可，明代以後其近體則日益受到重视。文詩處於宋調形成期，風格多樣且藝術水準存在一定局限。第三章選取若干有代表性的個案，論述文同對後世的影響。明人對文同文藝的繼承与反思可圈可點。儘管都有“本邦文與可”，但韓國對文氏的認同似遠較日本多元且深化。上海圖書館藏署名文同琴學論著二種雖偽，卻從一個新的侧面豐富了後世的認知和思考。文同文學之所以影響不大，應既受限於家族命運與個人性情，又被其文学創作格局和後世文學史書寫模式所制約，同時與流傳過程中讀者的種種誤解有關。就典範性而言，文同的文學史地位遠不及其墨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