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7年6月1日我国《企业破产法》（下称“《破产法》”）施行以来,一方面使亏损及过剩产能的企业通过破产清算制度退出市场,另一方面使陷入困境但有重组价值的企业通过破产重整制度获得新生,有效地配置了资源,促进了经济结构调整。但随着供给侧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对重整制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使得我国破产重整实践中存在着的问题更为突出,尤其是在上市公司重整中强裁制度的滥用,备受学界的诟病。为了充分发挥强裁制度的价值,使之对上市公司发挥正向的调节作用,须从强裁制度的立法背景和原始土壤出发,重申强裁制度的立法理念和价值定位,并结合上市公司适用强裁制度的实践情况,确认强裁制度完善的方向,以此来构建适宜上市公司的强裁制度,以提高重整效率,平衡当事人之间的利益,维护重整计划草案的公平性。基于此,本文分为以下四个部分展开论述:第一部分:通过对上市公司重整强裁制度涉及的相关基本理论的研究,厘清重整中的要素和相关概念,深入了解强裁制度的价值和意义,明确上市公司重整强裁的特殊性,为后文上市公司重整强裁制度的实证研究打好基础。第二部分:通过对实践中13家上市公司强裁案件的实证研究,从实体、程序以及配套机制三个层面分别指出我国上市公司重整强裁制度中存在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对所造成问题的成因予以分析。实体层面主要围绕观破产重整的理念,强裁基本原则的异化展开;程序层面主要围绕二次表决和信息披露制度展开;配套机制主要围绕管理人制度和法官队伍的建设展开。第三部分:主要是对域外强裁制度的研究,梳理了日本、美国关于重整计划制定、表决、批准的规定,对英国的公司自主安排程序和管理人制度进行了学习,分析了域外立法对我国强裁制度的影响,最后指出了我国强裁制度的完善方向。第四部分:从实体、程序、配套机制三个方面出发,提出可行性建议。实体方面具体体现为强裁理念的重申、强裁边界的重塑、强裁基本原则的重释;程序方面具体体现为强裁启动标准的明确、信息披露机制的健全、二次表决制度、听证制度、异议救济制度的落实等;配套机制方面具体体现为管理人制度的完善、对法院自由裁量的监督,司法公信力的提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