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主动脉夹层是一种十分危急的疾病,Stanford A型主动脉夹层的表现更为凶险。该疾病的手术需在体外循环的支持下进行。其术后出现的消化道出血是一种较为少见的并发症,但死亡率较高。且由于该并发症早期无特异性症状,因此较难实现早期诊断。本研究希望通过收集并回顾Stanford A型主动脉夹层手术患者的临床资料,以寻找Stanford A型主动脉夹层术后消化道出血的危险因素,为早期诊断和治疗提供参考。方法:收集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2015年1月到2019年6月接受外科手术治疗的Stanford A型主动脉夹层患者的临床资料,通过回顾性分析探讨其术后消化道出血的危险因素。我们根据患者出现大便隐血阳性、消化道出血症状的与否及其时间,将他们分为出血组、未出血组、隐血组和进展组。数据使用SPSS 23.0进行分析,计量资料使用平均值±标准差或中位数和四分位数间距的方式表示,使用t检验或Mann-Whitney U检验;计数资料使用例数和百分比的方式表示,使用卡方检验或fisher精确检验进行检验。通过多因素logistic回归对各变量进行分析以探索各因素与预后之间的相关性。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果:共有406名患者纳入到研究中,消化道出血者共57人,其中仅有大便隐血阳性和伴有消化道出血症状的患者人数分别为37和20,发生率分别为9.11%和4.93%,后者的30天死亡率为60%。在出血组（n=57）与未出血组（n=349）间统计学差异显著的影响因素有年龄[（53±10.4）vs（49.5±10.9）岁,p=0.024]、BMI[（25.6±3.2）vs（24.3±4）kg/m2,p=0.023]、术前e GFR<60m L/min/1.73m2的发生率（28.1%vs 15.2%,p=0.016）、急诊手术率（52.6%vs 38.7%,p=0.047）、主动脉弓置换率（59.6%vs 43.8%,p=0.026）、体外循环时间[（226.5±54.5）vs（194.2±52.2）min,p<0.001]、术后红细胞输注量[15（10-24）vs 8（4.75-12.75）U,p<0.001]、术后血浆输注量[1850（1125-3125）vs 750（300-1450）ml,p<0.001]、术后正性肌力药种类≥3（56.1%vs 20.6%,p<0.001）、术后肺部感染率（66.7%vs 41.5%,p<0.001）、术后ALT/AST>2倍正常值上限的发生率（54.4%vs 26.6%,p<0.001）、术后需要连续肾脏替代治疗的发生率（29.8%vs 4%,p<0.001）、术后血糖>11.1mmol/L的发生率（29.8%vs 16.9%,p=0.02）、术后血小板计数<50×109/L的发生率（31.6%vs 6.3%,p<0.001）、术后24h内进食或肠内营养的发生率（17.5%vs 37%,p=0.004）。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术后血浆输注量>1000ml（OR=3.138,95%CI:1.528-6.443,p=0.002）、术后正性肌力药种类≥3（OR=2.921,95%CI:1.505-5.67,p=0.002）、术后需要连续肾脏替代治疗（OR=6.025,95%CI:2.47-14.7,p<0.001）、术后血小板计数<50×109/L（OR=2.712,95%CI:1.184-6.209,p=0.018）是Stanford A型主动脉夹层术后消化道出血的独立危险因素。在进展组（n=7）与隐血组（n=37）之间统计学差异显著的变量有隐血后红细胞输注量[15（3.5-21）vs 3.5（0-8.5）U,p=0.043]、隐血后血浆输注量[1750（1200-2550）vs 700（0-1350）ml,p=0.006]、隐血后血小板计数<50×109/L的发生率（85.7%vs 32.4%,p=0.013）、隐血后正性肌力药种类≥3的发生率（100%vs 48.6%,p=0.014）。结论:1、术后需要连续肾脏替代治疗、术后血小板计数<50×109/L、术后使用3种及以上正性肌力药、术后血浆输注量>1000ml是Stanford A型主动脉夹层手术后消化道出血的危险因素。对于术后需要连续肾脏替代治疗的患者密切关注,对术后血小板计数<50×109/L的患者根据病情输注血小板,对术后血糖严格控制,对术后需要大量输血的患者提高警惕,根据指南行限制性输血或尽可能输注血液替代品以减少血液输注量,可能减少该并发症的发生或继续恶化。2、多数Stanford A型主动脉夹层手术后出现的消化道出血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部分患者可在大量出血前数日表现出大便隐血阳性,常规检查大便隐血可能对术后消化道出血有一定的预警作用。单纯的大便隐血阳性患者经过积极干预也有可能转为阴性从而避免大量出血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