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总是希望去认识其所处的世界,追寻其生存的意义。正是对世界的认识、对意义的追寻,折射出了人们对历史的思考。古希腊时期,人们所追寻的是自然界背后的永恒,且由于当时活动地域的狭小,因此,历史既无普遍性也无世界性。而当基督教以人类整体作为出发点去观照世界时,历史开始具有普遍性与世界性。但此时的世界历史只是神学意义上的救赎历史。到了近代,对世界的解释权掌握在了人自己手中。由此,维科肯定了人在世界历史中的主体地位。当康德将世界划分为现象界与物自体时,其试图引入判断力以弥合二者之间的鸿沟,并以目的论的观念构造历史观念。世界历史便成为了目的论视角下的普遍历史。面对康德所造成的分裂,黑格尔重新赋予世界以总体性,并通过引入辩证法使康德的抽象的普遍历史变为具体的世界历史。在黑格尔看来,世界历史是由理性与激情共同交织而成的。二者之间的关系并非是外在的、对立的,而是世界历史发展过程的两个方面。而世界历史的发展过程,就其实质来说,是精神的自我发展。精神发展的每一阶段都是对前一阶段的扬弃。正是在这种否定性的过程中,精神不断地得到实现,最终回复到自身之中,实现自由。而这种自由的实现则具体地表现在国家之中。只有在国家之中,个人与国家实现了绝对的统一,“全体的自由性”才得到具体的实现。黑格尔对世界历史的思辨式的哲学考察臻于完美,但当其以精神的发展作为世界历史发展的实质时,又不免造成了对历史的非人的、非历史的理解,并遮蔽了真正的自由。而马克思正是在对上述问题的回应中,以世界历史科学超越了黑格尔的世界历史哲学。首先,对于黑格尔世界历史的非人的理解,马克思强调,现实的人是历史的逻辑起点,而且历史并不是在最初就是世界历史,唯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后,人们在世界范围内形成普遍交往时,历史才成为世界历史。其次,对于黑格尔对世界历史的非历史的理解,马克思认为,世界历史的发展是人与环境双向互动的结果,而其根源则在于生产力与交往方式的矛盾运动。因此,资本主义并不是世界历史的永恒形态。最后,对于黑格尔对自由的遮蔽,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条件下,分工对人来说是一种异己的力量,唯有通过现实的共产主义运动,消灭分工,消灭私有制,人们才能实现真正的自由。而世界历史的形成,恰恰为自由的真正实现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