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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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坚持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整体科技创新水平已得到明显提升,但与发达国家仍存在一定差距。企业研发是我国实现自主创新的发展目标以及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因此,我国需要充分激发微观经济主体的研发潜力。企业的研发活动对于各种资源的消耗大,又兼具周期长、风险大、回报慢的特点,内部资金难以满足其需求,往往需要通过外部债务融资来满足其资金需求。然而,由于我国金融发展起步较晚,融资机制尚未健全,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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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坚持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整体科技创新水平已得到明显提升,但与发达国家仍存在一定差距。企业研发是我国实现自主创新的发展目标以及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因此,我国需要充分激发微观经济主体的研发潜力。企业的研发活动对于各种资源的消耗大,又兼具周期长、风险大、回报慢的特点,内部资金难以满足其需求,往往需要通过外部债务融资来满足其资金需求。然而,由于我国金融发展起步较晚,融资机制尚未健全,信息不对称问题较为严重,现有的金融体系难以高效服务实体经济与创新经济,企业在为研发项目筹措资金时普遍面临融资慢、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这种融资困境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企业的研发能力提升。其中,中小型企业与民营企业是我国的创新主体,但受自身抵押能力弱、信息披露不足的风险特征及金融机构对于重资产及国有企业的借贷偏好影响,在进行融资时常遭遇信贷歧视,融资需求难以被满足,因而成为了传统金融体系未能较好覆盖的“长尾群体”。而伴随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等一系列数字技术蓬勃发展并应用于金融领域,数字金融这一新型金融业态也逐渐出现在大众视野中。数字金融的出现重塑了传统金融服务模式,补足了传统金融体系的短板,增强了金融市场资源配置、信息提供以及风险管理的功能,从融资模式、商业环境、居民消费等三个方面改善了企业研发活动的内外环境,为企业研发水平的不断提升创造了更多可能。那么,实践中数字金融是否能够影响企业研发强度?这种影响是如何实现的?又是否会因企业的异质性因素而产生差别?本文基于上述问题展开了理论与实证分析。虽然目前学术界已有以数字金融与企业研发二者关联为主题的研究,但现有文献未对二者间的影响机制构建出一套完整、清晰的逻辑。因此,本文在现有研究与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采取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首先提出两个主要的研究假设,随后以2013至2019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收集样本企业公开披露的财务数据与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省级数据,构建年份行业固定效应模型并进行实证回归,考察了数字金融影响企业研发强度的效果、传导机制以及企业规模、产权性质这两个异质性因素导致的差别。本文的实证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的研发强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数字金融发展水平越高,企业的研发活动越活跃。其次,数字金融一定程度上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推动企业研发,即数字金融能借助科技手段拓展金融服务的辐射范围,拓宽融资渠道;缓解借贷双方间的信息不对称;提升融资效率,降低融资成本,为企业研发活动提供更多资金支持,充分激发企业的研发创新动力。第三,企业规模与产权性质均为能够影响数字金融发展与企业研发强度间关系的重要因素。相比大型企业,数字金融发展对于中小企业研发活动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相比国有企业,数字金融发展对于民营企业研发活动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本文的研究结论丰富了相关学术成果,同时对如何更好地利用数字金融发展促进企业研发水平提升提出了政策建议。首先,需要加强数字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与技术应用,在保障各地区均衡发展的同时促进数字金融高质量发展。其次,积极引导金融机构的数字化转型,充分利用数字技术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为资金需求迫切、研发潜力高的企业提供覆盖广、成本低的金融支持。此外,考虑到民营企业与中小型企业的“长尾”需求,有针对性地发挥数字金融的作用。最后,防范潜在数字金融风险,平衡数字金融创新与风险控制间关系,建立健全相关监管机制,合理利用金融科技手段完善监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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