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精神病患者造成的恶性案件频发,对社会的持续稳定造成了极大的影响。由于《刑法》与《人民警察法》在强制医疗程序上的法律规定较为模糊,在实践过程中产生了一些问题。为了进一步规范刑事强制医疗程序,2012年3月14日,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在《刑事诉讼法》第四章中设计了“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同年的12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其中对《刑事诉讼法》中的刑事强制医疗程序的相关规定作了细化和解释,使其实践中得以更好的执行。但根据我国当前刑事强制医疗程序的应用及运作情况而言,刑事强制医疗程序适用条件宽泛,相较之下解除刑事强制医疗程序却存在很大的难度。为理清刑事强制医疗程序解除环节不畅的缘由,笔者从治理理论出发,把公用政策执行理论作为分析工具,在对治理主体进行分类的基础上,深入探究刑事强制医疗解除过程中遇到的困难与成因。本文以上海市刑事强制医疗程序中被强制医疗人为研究对象,主要围绕治理主体:执行机关、监护人及近亲属、精神卫生组织、社区、被强制医疗人等进行访谈、找出上海市刑事强制医疗程序解除不畅的问题所在。随后通过政策执行理论,剖析造成解除不畅的成因。一是执行内容因素,即刑事强制医疗程序解除环节的规定过于笼统,不利于形成社会公共参与;二是执行主体因素,即公安局、检察院、法院各自为政,缺乏部门协同;三是作用对象因素,被强制医疗人不被重视,而监护人及近亲属、基层精神卫生机构、又不愿主动承担对于被强制医疗人的责任;四是政策环境因素,即社会环境、心理环境、舆论环境不利于被强制医疗人的社会回归。针对上述问题,笔者根据治理理论的内涵,提出改进的对策建议:一是政府拓展渠道打通解除困境;二是帮助监护人提升履责能力;三是社区与精神卫生机构主动配合;四是新闻媒体强化客观正面宣传。研究结果表明,上海市所面临的刑事强制医疗程序解除困境涉及问题众多,需要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治理,进而破解上海市刑事强制医疗程序解除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