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放宽农村金融准入政策,进一步推进农村地区建立具有商业性、合作性、政策性相结合的农村金融体系以来,农村金融环境获得了较大的改善,各地合作社开始着手建立合作金融,并以资金互助部的形式构建地方信用合作体系。本文基于社会交换理论与交往行为理论对农村地区合作社所构建的信用互助体系中社员与信用互助体系的交往行为进行研究,并通过划分信用互助体系所开办的存款、入股、贷款业务,认为在不同的业务中社员与信用互助体系所产生的交往行为具有明显的不同并对信用互助体系所产生的影响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首先在信用合作中的存款业务,信用合作依托多种方式对社员与非社员农民的生活进行嵌入,实现了基于社员日常生活的信任构建,是信用互助体系开展逐项业务的基础与开端。其次,在入股业务中,处于信用合作中的社员所进行的交往行为对信用互助网络进行了再次的建构,产生增强其社会吸引能力、增加社会信任程度、提升风险控制能力、扩充社会资本的影响。最后,在借贷业务中,信用合作依托社员借贷实现了自身发展的功能,并依托与社员具有平等原则、存在于社会规范框架内的交往行为,再次明确了与社员间交往主体的一致性表达,从而确立并构建了自身发展的合理性基础。农村熟人社会网络之中的信用互助体系合法性的产生与合理性的构建存在于其与社员、非社员农民的日常交往过程之中,社员与信用互助体系的交往行为及其影响是农村地区信用合作生长的机制之一。同时,信用互助体系在通过与社员的不断交往过程中不仅能够进一步的扩充自身的社会资本、社会关系网络并且能够对农村社会中的公共领域生活进行一定程度的重塑,对于农村居民现代性的培养具有积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