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州作为河东道的首府,政治、军事地位尤为突出,很早就引起了学界的关注,成为研究热点。相比较而言,关于唐代并州经济的研究成果,显得空泛而单薄。作为大唐的龙兴之地,大周的北都,并州的经济实力亦不容小觑。因此,有必要对该区域的经济发展状况及其特征作进一步探讨。并州位于北方农牧交接地带,当地的经济发展与其所处的自然、社会环境密切相关。魏晋北朝已降直至隋唐时期,正是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大发展时期,在民族融合这一大背景之下,并州经济呈现出以下特征:首先,唐代并州经济发展形式的“过渡性”特征明显。河东道北部地区以畜牧业为主,南部以农耕为主,并州居于河东道中部地区,兼具农耕与畜牧两种发展方式。在并州境内,太原以西、以北地区更适宜发展畜牧业,如交城、晋阳东西二山。太原以南尤其是地势较平坦的地区以农业为主,如文水、榆次、太原等地。其次,并州经济发展形式呈现浓厚的“胡化”色彩。并州靠近北部边陲,是北方游牧民族南下的重要交通枢纽,中原汉族与并州“胡人”共同参与到当地的生产生活中,成为并州经济发展中的一大特色。牧马业及马鞍、毛纺织品、葡萄酒等手工业品的兴盛都与少数民族南下有关。与此同时,以粟特民族为主的胡商通过丝绸之路来到晋阳,参与到并州的商业活动之中,对并州经济产生深刻的影响。再次,并州经济变迁与政府政策息息相关。作为北方的战略要地,这里是防御北方游牧部族南下的重镇,当地经济发展往往围绕着军事需求而展开,制约着当地经济发展的格局。在战乱期间,激烈的对抗和冲突会破坏该区域内的自然环境和农业生产,但这样的情况并非是“持续性”的,和平时期政府又会采取相应的措施促进农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