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犯的入罪问题无论是在理论界还是在司法实务中都备受争议。由于行政犯天然的双重违法性,导致其在刑事立法上必不可少需要依靠前置行政法规。特别是在罪刑法定原则下,行政违法行为与犯罪行为之间最显著的区别在于“量的差异”。在司法实践中也存在着对法条的机械适用,从而导致大众对行政犯司法适用标准的合理性产生质疑。因此,我们有必要从司法实务的角度出发,解决行政犯定罪的合理性。通过对司法实践中对行政犯案件的定罪量刑进行分析发现,行政犯案件存在以下四个特点:行政移送案件的定罪率较高、改判率低,对行政犯定罪量刑较依赖行政证据,被告人主客观违法性认知情况不明,对相关行政法律法规的引用率为零。这主要是由于以下三种原因:第一,“出行入刑”和“司法保守主义”观念的长期影响,认为刑法作为行政法规的补充法,二者之间就是一线之隔;第二,立法技术尚不成熟,具体表现在:刑法中存在大量的“象征性立法”、前置法中的制度规则存在缺漏以及刑法上所预留的空间过大;第三,司法判断缺乏独立性,对法条的机械理解与适用,仅依赖行政法规对行为性质的认定,未能从实质正义的角度出发,忽视对刑事违法性的独立判断。要解决司法实践中对行政犯定罪标准的合理性问题,首先应当破除错误观点的桎梏,理性看待“出行入刑”观念,综合考虑行政违法与刑事违法之间社会危害性的严重程度。其次,政治、经济和社会因素的变动,立法总是滞后的,因此考虑到行政犯罪多元化的表现形式,应当强化行刑法律之间的有效衔接,优化完善立法技术。最后,对行政犯的认定应当严格明确行政违法与刑事违法之间的位阶关系和处罚边界,严格行政证据的转化以及行刑程序的衔接。同时,扩张前置性行政法规的违法阻却性,搭建以行代刑的出罪通道。在司法层面上,应当考虑到在援引空白罪状的行政犯案件中,是否存在不可避免的违法性认识错误。因此,违法性认识错误的审查理当纳入到定罪量刑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