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思路后,中国经济进入发展快车道,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社会公平正义缺失”等问题也在日益突出,直接的后果就是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5年我国的基尼系数为0.462,虽然达到了2001年以来的最低点,但仍高于0.4的国际“警戒线”。同时,收入流动性水平的偏低,使得社会财富越来越集中到少数人手里,两极分化现象日益严重,成为了社会安定和谐的重大隐患。贫富差距的背后反映的是我国社会公平正义的缺失。追求全过程的公平慢慢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特别是对广大的农村居民来说,长期以来,由于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二元社会体制的制约,广大农村居民并未享受到同城镇居民一样的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社会福利,比如优质的教育资源和发展机会,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导致了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虽然,近年来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明显的提升,但根据2011年官方公布的收入贫困线(2300/年),当时我国农村尚有贫困人口1.28亿,占农村人口的13.9%,到了2014年,贫困人口数量依旧超过8000万,如何实现农村贫困人口的全部脱贫成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目前,相关研究也已经认识到在探讨收入差距时要更加注重全过程的公平以及全要素的平等。国内外的学者通常利用代际收入弹性来衡量收入差距的代际传递,反映社会的收入流动性,表示机会平等与否的程度。代际收入弹性是指父代收入对子代收入的影响程度。代际收入弹性越大,也就意味着代际流动性越弱,社会不公平程度越高。同样,本文也采用了这一概念,利用分位数回归模型,具体分析了我国农村不同收入群体的代际流动性,并将CHIP (Chinese Household Income Project中国居民收入调查)数据和CFPS(Chinese Family Panel Studies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进行了结合,使得研究年份从1988年扩展到了2012年,这在以往的研究中是比较少见的。本文具体包括六个章节,第一章为绪论,首先对本文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研究内容以及文章创新点进行了总体介绍。第二章是文献综述,从三个角度对国内外关于代际传递的研究进行了梳理,使之尽可能服务于本文的研究主题。第三章方法与数据,具体介绍了分位数回归的基本原理,并对数据来源和变量定义进行了说明。第四章和第五章是本文实证分析部分,研究结论如下：1、农村底层收入群体代际流动性要显著弱于高收入群体,且随着子辈收入水平分位的提升,代际流动性逐渐增强。2、教育和父辈职业对促进收入的代际流动具有着积极意义。3、相对贫困代际传递成为了我国农村贫困的主要形态,教育和非农就业对绝对贫困家庭子女摆脱贫困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4、子辈脱离贫困后收入地位的改善情况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性,一部分子辈并没有实现收入地位的实质性改善,仍然有较大的可性能再次返回到相对贫困的境地之中。第六章提出了一些促进我国农村代际流动性的政策建议,如加大农村教育投入、创新农村居民就业方式等,另外也指出了本文研究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