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处于斗争之中,是暂时的,不断生成的,没有人能在一个时间的切面,用写作的武器,聚拢一个其内容超过任何个人所知或所说的文本,阐释(转译)必将原来的语境消磨殆尽,而文化本身持续地在变动不居中抵抗着系统的诠释。随着全球化席卷全世界的多样文化,异文化正在消失,而它们的存在,曾经是民族志开创并存在的理由,残留的异文化日益被均质化的世界推至边缘地界,那么对他们的考察对于现代生活而言的意义在哪里?民族志这种作为阐释文化的权威文体在当下的语境里它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如何衡量?另一方面,文学一直以来被看作一种反应各种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的模仿与反映,它可状难狀之景,赋予人类多变情感冲动以切实的形式,文学作为情感结构的文本形式,在文本化经验的过程中,让经验形成区分与联系,由此,人对自身的呈现的解读也得到了加强,因此,虚构是认知的源泉,是深植在社会文化的内在动态结构之中的属性。在这个意义上说,文学的文本形式更是一种无止尽的探索,它不受本体化概念的制约,它是“生产”着文化的语言载体。民族志的历史,是对于自身学科存在的问题发现和克服的历史,在不同的时代,民族志不断引入不同的语言的技术,试图为自己作为一种文体把握文化的合法性取得立场,但语言本身是异质的,任何试图文本化经验的行为,都要经历这种异质性,与其说,在语言和真实之间,存在着一方对于另一方的表达和阐释,不如说,是互相之间的较量,较劲产生了作为文本的现实。本文希望通过梳理民族志写作的变迁与困境,第一部分通过系统的比较代表性的民族志文本诠释文化的路径演变,第二部分,通过代表性文学文本对于文化的经验和反映,第三部分,通过具体的一个文学文本《繁花》的细读,文化与文本,虚构与阐释,想象与认识的融合,为民族志如何成为更开放的语体,去接近文化,经验文化提供可能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