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长期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引致严重的环境污染和资源紧缺问题,为了进一步解决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建设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国家层面提出了绿色发展是实现经济向高速发展的关键力量。其中,作为一种能有效降低环境风险的组织管理实践,企业环境战略成为制造业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由于环境治理任务艰巨,短期内难以实现经济效益显著提升,理性的企业缺乏动力制定积极的环境战略。鉴于环境污染问题的外部性特点,就需要借助政府加以约束和调控,因此,政府环境规制对企业环境战略的作用意义重大。我国环境规制体系日趋完善,从最初的强制约束型规制到经济激励型,现阶段又拓展了公众监督的主导权,逐步实现了异质性环境规制的引导作用。然而,响应政府环境规制政策会给企业带来额外的经营成本压力,造成企业主动性缺失,这就需要企业高管团队内部对环境规制有清晰的理解和认知。在环境战略制定过程中,企业战略决策是否存在有效地驱动机制,对政府环境规制压力的感知又是如何影响高管认知对环境战略的制定的。为此,本文以环境规制对企业环境战略的影响作为主要研究思路,提出以下问题并进行深入探讨:不同类型环境规制是否能促进企业环境战略?政府环境规制是否会通过高管认知对企业环境战略产生间接影响呢?本文探讨了不同类型政府环境规制对企业环境战略的影响,将高管认知作为中介变量,进一步剖析高管认知在这其中发挥的作用。首先,对文章中涉及到的相关概念进行界定,依次阐述制度理论和高阶理论的应用前景,并对国内外研究中有关环境规制和企业环境战略的研究成果进行归纳和分析,借鉴学者们的分类依据将政府环境规制划分为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和社会参与型环境规制三类,构建了以高管认知为中介变量的政府环境规制对企业环境战略影响的概念模型,提出相关研究假设。其次,本文选取2015-2020年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在此基础上明确变量的测度方法,通过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式展开数据的收集工作,并根据变量特性选择恰当的分析方法。最后,检验政府环境规制对企业环境战略的影响以及高管认知的中介效应,同时利用改变样本容量法进行稳健性检验,针对回归结果进行深入讨论和分析。本文通过研究发现:（1）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和社会参与型环境规制对企业环境战略产生显著正向影响,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企业环境战略产生显著负向影响;（2）高管认知在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和社会参与型环境规制对企业环境战略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本文的研究贡献在于:（1）从政府环境规制异质性视角,探讨不同类型政府环境规制对企业环境战略的影响效果,丰富了有关异质性环境规制方面的研究成果;（2）引入高管认知这一中介变量,探究了高管认知在政府环境规制对企业环境战略之间的影响机制,促进了制度理论和高阶理论的有机结合,丰富了相关理论领域的研究,并进一步拓展了企业环境战略的分析框架;（3）在借鉴现有研究基础上,弥补以往研究中仅选取单一替代变量测量政府环境规制的弊端,从政策力度和政策措施两个维度对中央层面的政策文本进行量化,全面刻画了我国政府环境治理全貌,为政府环境规制的衡量提供了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