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确立了刑事缺席审判制度。它在适用范围上将贪污贿赂犯罪纳入其中,此举既是增设该制度的主要目的,也是刑事缺席审判制度中的亮点。对内而言,它增强了党中央和国家严惩贪污腐败和维护政治廉洁的信心和决心,解决了外逃人员的刑事责任问题,补强了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完善了刑事诉讼的法律体系;对外而言,宣示了属人管辖的司法主权,给予外逃人员否定评价,基本实现了与国际反腐公约的接轨,为顺利开展境外追逃追赃工作提供了制度保障。对贪污贿赂案件缺席审判内涵的理解和把握,需要以现有关于刑事缺席审判制度的理论为基础,总结学者对刑事缺席审判概念的代表性观点,剥离出贪污贿赂犯罪缺席审判的具体含义。同时,对贪污贿赂犯罪缺席审判特征的研究,首先要探求缺席审判与普通对席审判的区别,再进一步分析贪污贿赂罪名适用缺席审判,与其他适用该程序的罪名的区别。此外,对建立贪污贿赂缺席审判正当性的审视,不应仅仅局限于刑事诉讼法本身,在刑事实体法领域亦能找到合理支撑,刑罚目的的实现同样是贪污贿赂缺席审判制度的法理基础。由此可见,正当性的理解可以注重学科之间的联动,刑事法治的研究视角同样能够为正确阐述该制度的正当性提供依据。从域外立法例来看,虽然主要发达国家均未将贪腐犯罪类型纳入缺席审判的适用范围,但其许多做法依然值得我国借鉴。美国、德国、法国、意大利作为法治先进的发达国家,为司法解释细化贪污贿赂缺席审判的运用给出了有益参考,其中包括适用缺席审判程序的必要性、送达程序中的对象和方式、上诉权的保障、行使异议权的限制和重新审理程序的细化等内容。在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的背景下,对该制度立法和实践中存在缺陷的审视,理应以庭审程序的推进为主轴,其中,适用标准未明确、审前程序缺少细节、庭审过程规则缺失、庭后救济需要具化、缺少试点检验等问题均阻碍着贪污贿赂缺席审判在全国的有效开展。针对这些不足,完善措施的提出要与之相对应,因此必须明确贪污贿赂犯罪案件的适用标准、拓展送达对象和丰富送达方式、保障有效的辩护和庭审的实质性、细化救济途径的具体操作,甚至暂缓全面实施,先建立试点运行等。同时,对以上建议的思考,应置于反腐法治体系的视野之下,以建立法律化、长效化、制度化的反贪机制为目标,将刑事法治的思维运用于贪污贿赂缺席审判制度的构建,保障司法公正和诉讼效率的平衡,以达到有效惩治贪污腐败犯罪和中国特色刑事缺席审判制度良好运行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