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值税税率下调改革是促进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环节,是实行财税体制改革的重要模块,是减税降费措施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促进企业转型、优化产业资源配置的重要责任。自2016年我国全面推开“营改增”政策后,我国增值税有过三次税率下调改革,分别是2017年的税率简并、2018年和2019年同范围的税率下降。增值税税率下调政策在促进企业税费负担下降、专业化水平提高、核心竞争优势形成等方面均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同时该政策也也是财税实务操作的从业人员重点关注的对象。对增值税税率下调政策的探讨研究不应仅仅局限于其减税效果,而更应聚焦于其税率变动、级距缩小等变化所带来的对企业分工选择的影响。如果增值税税率下调政策能产生较为显著的分工效应,就能够逐步推动各行各业核心竞争力的提升,为我国经济发展新格局提供有力的支持。基于此,本文对增值税税率下调的分工效应进行研究,即增值税税率下调政策能否提高企业的专业化分工程度,深化产业融合,并最终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从已有的研究来看,国内学者对增值税税率下调的政策效应、与专业化分工的关系、分工的衡量指标都有较全面的研究,但仅有少量文献评估了增值税税率下调政策对企业的专业化分工效应。本文在相关文献回顾的基础上,对增值税税率下调与企业专业化分工的作用机制进行分析,主要通过中介变量“实际税费负担”探讨增值税税率下调对企业专业化分工的影响路径,具体表现为增值税抵扣和增值税税负会影响企业的纵向一体化程度,进而表现为不同的专业化分工程度。一方面,基于税收中性理论,两次增值税税率下调都缩小了行业间税率差异,弱化了原先更大差异税率结构对经济行为的扭曲作用,优化了资源配置。另一方面,基于交易成本理论,增值税实际税费负担作为一项成本支出,两次税率下调都降低了企业实际税费负担,即降低了企业交易成本,为企业节约了更多可用于外购专业中间投入品的现金流,促使企业更愿意选择将辅助业务外包,降低纵向一体化程度,专注发展核心业务,提高专业化水平。因此增值税税率下调会影响企业实际税费负担,而通过企业的实际税费负担能够进一步对企业专业化分工产生影响。此外,基于产业互联度相关理论,当一个企业中间投入比例较高且购入产品或服务适用较高税率时,企业和上游企业的生产协作关联越紧密,则增值税税率下调带来的减税效应和分工效应也越明显。本文以2017-2020年中国沪深两市上市公司为样本,分别从减税的中介效应和产业互联度的调节效应出发,在控制企业个体效应和时间效应的基础上,分析2018年和2019年两次税率下调政策对分工效应的影响程度。实证结果显示:增值税税率下调会促进企业分工且中介变量“实际税费负担”这一指标在这其中起到了中介作用;产业互联度越高,增值税税率下调的分工效应越显著。在基准回归和稳健性检验的基础上,本文结合产权性质、企业规模、市场化程度三个维度对增值税税率下调的分工效应进行进一步分析,以探讨在不同情况下这两者的关系是否存在差异性。异质性检验的实证结果显示:在增值税税率下调促进企业分工的作用机制中,非国有企业比国有企业敏感程度更高,中小型企业比大型企业敏感程度更高;处于高市场化进程省份的企业比处于中低市场化进程省份的企业敏感程度更高。由此,结合相关文献研究、理论分析以及实证分析等方式,本文的研究探讨了我国沪深两市上市公司增值税税率下调政策的分工效应,对促进企业的专业化分工、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以及完善我国增值税税制改革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