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4月11日,作家王小波因心脏病突发意外去世,以此为发轫,“王小波热”成为当代中国的一个重要文化现象。在李银河的推动下,王小波的小说、杂文在其死后由各大出版社陆续出版并再版,而与王小波生平相关的资料也以传记、纪念集的形式出现。出版热与宣传热则引发了网络空间中王小波的模仿热和讨论热。同时,来自官方学术、文化、教育以及媒体机构的肯定,也让作家王小波逐渐主流化和经典化。但是在消费语境之中,“王小波”毫无疑问地成为了文化热点,深受市场喜爱与追捧,而在王小波逐渐“热”起来的这一过程中,也体现出多方力量的参与与互动。首先,以《南方周末》和《三联生活周刊》为首的大众传媒,他们在宣传王小波时,运用了“自由/专制”“文坛受难者”和文坛“沉默”的话术策略,使其成为反抗“官方”的名片。其次,自由主义者们借助王小波“自由撰稿人”的身份和其杂文中带有的经验理性色彩,将其与顾准和陈寅恪并置纳入自由主义学理的言说脉络之中。再者,在新生的网络空间之中,王小波成为一众文学青年的“精神导师”,他们在情感上认同王小波,并在行动上加以模仿。实际上,在对王小波“自由主义”的言说中,大众传媒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之间存在着共谋的关系。他们共享着反对权威、为“弱者”辩护的话语,而他们所面对的受众,更多是在社会结构剧烈变化中出现的中产阶级或是预备中产。王小波以“弱者”身份进行着强者姿态的言说,与中产阶级内心的诉求一致,因此,他们在王小波的身上获得了对自我身份的确认。但我们不能忽视的是,在消费文化语境之中,王小波逐渐走向了符号化和标签化。王小波的作品虽然跨越了雅俗界限,被广泛认可,但是却成为其“自由主义者”和中产阶级代言人形象的陪衬。而实际上,自由主义学者对王小波“自由主义”的定义与王小波自己的“自由主义”存在着分歧。王小波走出体制不是如自由主义者所说,主动挣脱权力从而践行了自由主义,他的动机单纯是为了文学创作。而“自由主义”中反抗权力的实践正是体现于他的小说创作之中,但是自由主义者却甚少关注其小说作品。同样是反对权力,不同于自由主义立足于自由市场经济而对政治权力的反对,王小波的自由主义是立足于个人的精神层面,从“智慧”“性”与“有趣”三个维度出发,表示出对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的反叛,他同时也将这一个人维度上升到社会伦理的建构之中。但在这一表达中,也体现出王小波自由主义的局限性。首先是他所具有的中产阶级趣味与精英知识分子的启蒙姿态,他所说的平等交流,也并不平等,他口中的大众也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大众群体;其次,王小波所提出的三个主题词,实际上与“自由”一词一样,具有暧昧性和多重解释性,可操作性不强,且极易产生歧义和扭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