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在完善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同时,对资本市场信息透明度提出了新的挑战,因而以公开披露信息的及时性、相关性和可靠性为核心特征的信息透明度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然而,上市公司信息透明度低是我国资本市场普遍存在的问题。相比于主板市场,创业板公司提高信息透明度的积极程度和意愿明显不足。通过整理2011—2018年深交所上市公司的信息考评结果,本文发现在深交所主板市场中,决定提高信息透明度的企业数量占总企业数量比例和增长速度的年平均值分别为14.26%和19.13%,而创业板市场中提高了信息透明度的企业数量占比和增长速度的年平均值仅为10.01%和2.39%,明显低于A股上市公司。由此可见,深入探索激励创业板上市公司以更快速度做出提高信息透明度决策的核心因素,以构建一个高透明度的资本市场是当前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因此,本文将基于合法性理论、新制度理论和制度同形性理论构建新制度主义解释框架,运用事件史分析法分析和探讨影响信息透明度决策的制度机制及其内部机理,为创业板公司透明度决策提供理论指导和现实建议。首先,本文总结了现有文献对信息透明度的概念、度量方式和制度机制类型的界定,并提出本文对于信息透明度概念、度量方式和制度机制分类的定义。同时,回顾和梳理国内外学者基于信号传递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和外部监督假说对信息透明度影响因素和制度机制对企业决策行为的影响的已有文献,进而提出本文的研究视角和创新之处。之后,详细介绍了本文的理论基础:合法性理论、新制度理论和制度同形性理论,并基于上述理论构建新制度主义解释框架,采用DiMaggio和Powell对制度机制的分类,将制度机制分为强制同形性制度机制、规范同形性制度机制和模仿同形性制度机制,分析和探讨制度机制对创业板上市公司信息透明度决策的驱动作用和作用机理,由此提出了本文的研究假设,即强制同形性、规范同形性和模仿同形性制度机制均能够激励企业快速决定提高信息透明度;模仿同形性制度机制在强制同形性和规范同形性制度机制对信息透明度决策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再者,选取2011—2018年从来没有提高过信息透明度的创业板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借鉴沈洪涛等(2016)衡量社会责任报告鉴证决策的指标,选取从来没有提高过信息透明度的企业在第t年初次决定提高信息透明度的风险概率的自然对数作为被解释变量信息透明度决策的衡量指标。并且分别选取证监会和深交所的监管力度、证券分析师评级和行业标杆企业信息透明度决策作为强制同形性、规范同形性和模仿同形性制度机制的替代变量,通过中介效应检验方法和Cox比例风险模型构建研究模型实证检验本文的研究假设。最后,本文得出了以下几点研究结论:第一,证监会和深交所的监督力度形成的强制同形性制度机制、证券分析评级形成的规范同形性制度机制和模仿行业标杆企业决策形成的模仿同形性制度机制均能够激励创业板上市公司以更快的速度决定提高信息透明度。第二,强制同形性制度机制对信息透明决策的推动作用最强(2.29倍),模仿同形性制度机制次之(1.18倍),规范同形性制度机制最弱(1.03倍)。第三,证监会和深交所的监督力度会通过迫使行业标杆企业决定提高信息透明度而激励那些模仿标杆企业决策行为的其他企业主动提高信息透明度。根据研究结论,本文从政府和企业两方面提出建议。从政府机构角度:第一,加快推进信息透明度治理的法治化进程,形成有效的监管和规制机制。第二,引导证券分析师提高对信息透明度的评价能力,发挥分析师对信息透明度决策的规范作用。第三,营造提高信息透明度的市场氛围,树立信息透明度企业标杆。从企业自身角度:一方面要充分考虑自身地位,制定符合实际的信息透明度决策,另一方面要重视制度机制的作用,自觉提高信息透明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