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当得利制度从罗马法的返还之诉发展而来,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在坚持有因性原则和无因性原则的不同立法思想指导下,法国法和德国法对不当得利制度作了较大差异的规定。德国法上,无因性原则的引入,提升了不当得利制度的地位,使它得以与合同、侵权鼎足而立,是民法的基本制度,共同维护、实现着民法的基本理念。对于不当得利制度和无因性原则之间的关系,应该以历史实证的态度去加以分析,它们之间并非存在当然的逻辑关系。不当得利制度对无因性原则进行了功能的补充,从而使该理论的创伤得以治疗,并使无因性原则存在的正当性得以进一步论证。无因性原则为基于给付而发生的不当得利提供了解释即拓展了不当得利制度的生存空间,从而使该制度应有功能得以更好发挥。基于两者相互结合、相互论证的关系,无因性原则下构建不当得利制度就成为了合理的选择。我国法律对不当得利制度只是做出了简单、粗略的规定,缺乏实际操作性。我国立法上对无因性原则的唾弃,从而排除了给付型不当得利请求权的适用,这就使不当得利制度的适用空间大大受限,也使该制度在民法体系中没有获得应有的地位。现有法律寄希望靠善意取得制度来实现不当得利制度具有的衡平功能,事实表明效果欠佳。不当得利制度和善意取得制度之间各有适用空间,其功能不能被替代。对此,我国正在酝酿制定的民法典有必要借鉴德国立法的经验即在吸收无因性原则的基础上,将不当得利制度纳入债权篇中单列一节,并对其加以类型化规定,从而发挥不当得利制度应有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