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处信息社会的公民对个人信息较难做到完全保护,更甚者无法控制个人信息的收集渠道和流转去向。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逐渐增多,最终引来刑法的介入和保护。刑法通过刑法修正案制定新的罪名来打击相关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保护公民个人信息的自由和安全,然而,利用简单数条法律条文难以应对复杂多变的社会现实。对本罪在司法实践发现的一些问题和难点分析研究,以此指导司法实践,对于司法实务中法官更加准确定罪量刑具有实际意义。通过对收集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和长沙市芙蓉区、天心区、岳麓区、开福区、雨花区、望城区、长沙县、宁乡市、浏阳市基层人民法院2013-2019年有关本罪的86份裁判文书进行整理分析,并对上述法院进行实地调查、与法官交流,发现本罪司法实务中在法益的认定、“批量信息”真实性核实和上下游关联犯罪罪数形态方面存在较大争议。以86份裁判文书为基础,选择其中较为典型的3个案例作为主要样本,结合刑法相关理论,认为:（1）本罪的法益认定方面,在《个人信息保护法》出台之前,从保护个人信息的立法本意和法律规定来看,隐私权说比较符合目前法律实务,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法益保护的隐私权不仅包涵公民个人信息不受他人的侵犯,更包括公民对个人信息的控制权,这样才能全面的保护公民的个人信息的自由和安全;（2）面对“批量信息”时,应当对其真实性进行核实,但对于实务中动辄数万、十万数计的涉案信息没有必要对所有信息一一验证,可以采取抽样+平均值的方法进行推算核实,既能节约司法资源、提高审判效率,也能最大程度保持推算数据的客观性;（3）对行为人利用非法获取的个人信息进行其他犯罪的,综合考虑本罪和下游相关犯罪并不具有牵连犯的手段与目的、原因和结果之间的类型化关系,且以牵连犯从一重罪处罚不能完整评论行为人的犯罪行为,因此不能以牵连犯的名义从一重罪处罚,而应当分别定罪、数罪并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