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前后，美国从“大萧条”的经济危机逐渐转向欧洲战事，此时的美国情报因来源于政府各部门下的情报单位、缺乏系统的整合和分析，已经远远不能应付严峻战事下的突发状况。于是，在这样一种薄弱的美国情报工作的背景下，一个独立、系统的情报机构在总统罗斯福的头脑中开始酝酿准备。到1942年珍珠港事件的爆发才使得美国人如梦初醒，一个具有独立核心地位、负责情报搜集分析和外事宣传的美国战略情报局正式成立。1947年美国通过《国家安全法》，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并设立中央情报局，较之前的情报机构，其职权范围更加广泛，国家机关中的地位也明显提高，美国情报机构基本成型。透过美国对华情报评估的实况，对美国情报工作窥见一斑。由于战后美国情报机构初步建立及其频繁变动，这一时期美国情报工作呈现出极不稳定的特点，以中国第三次国内战争为例，美国对华情报的获取多源于公开发表的文字信息，很难取得准确可靠的内部机密，分析问题欠缺全面发展的眼光。朝鲜战争的失利使得美国情报工作的弊端显露无疑。其情报的评估报告是美国政府对外决策的重要依据，要想改变“局势报告”的现状，必须进行重大改组——成立一个具有新的国家情报评估撰写机制、规范处理分歧和紧急事件的条例的情报机构，这两项重大改变使得美国情报机构真正具备了撰写国家情报评估报告的职能，完善了美国的情报机构。而这个时期美国对华的情报工作也趋向成熟，这些担负对华情报搜集和评估工作的机构分工明细、掌握资料丰富、涉猎方面广泛，使得美国决策层能够在准确、及时地解读中国情报信息的同时做出沉稳正确的外交判断。第一次台海危机的案例就成功说明了美国情报系统的成功改制。在这次危机处理中，美国的决策和态度显得十分谨慎，它以维持对台湾的恒定政策避免与中国关系的进一步恶化，同时又达到牵制中国统一的目的。美国的情报工作随美国的强盛日益发展，从最早的战时情报逐渐完善，深入国家的各个部门，涉猎广泛。情报信息的报告分析更是成为国家制定相关政策的重要依据。随着系列档案的解密，也让我们对美国情报机构的认识进一步加深。其中美国对华情报档案的公开，能够让我们在自身国情的对比下得出较为客观的结论。本论文正是围绕1943年至1955年中国四次具有代表性的战争，从检验美国对中国情报工作的评估这一角度，探寻美国国家情报系统的发展及其相关时期做出的对外方针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