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学”在清代学者的学术概念中是一个内涵不断变化的学术名词。在《四库全书总目》和江藩编撰的《汉学师承记》等论著中，“汉学”是专指崇尚训诂考据的古文经学的。随后，魏源等人将注重“微言大义”的今文经学塞进了汉学的概念中，并在康有为那里发展到了偏锋。从清季的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等人开始，学者倾向于以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来标称汉学，并在学术界得到较为普遍的认同。较之学者着墨甚多的乾嘉汉学，道咸同时期的汉学在以往的学术研究中并没有得到学者足够的重视。然无论就其研究规模还是研究成就而言，道咸同时期的汉学相比于乾嘉汉学仍然有相当的进步。从地域分布上来看，这一时期的学术覆盖范围几乎遍及全国大部分地区，不仅传统的汉学重镇，如江苏、安徽、浙江等地学术研究较为繁荣，即使是在原来重视理学的福建、广东、湖湘以及北方等地区，汉学的研究也呈现上升趋势。而在西南等边缘地区，受汉学流风所及，研究的学者也比较多。从学术研究所取得的成就来看，道咸同时期汉学研究既有对汉学研究的总结化成果，还有继续和深化的成果以及扩大化的成果。当然，在当时诸多社会问题的压力下，汉学学术研究出现了新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仅是学术发展内在理路的诉求，更是学术面对社会变化做出的调适。由于注重训诂考据的古文经学已经不能为剧烈变动的时代提供充分的学术和思想资源，于是注重义理阐释的宋学被汉学学者所重视，而注重发挥微言大义的今文经学也在汉学中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重新被整合后的汉学在边疆史地研究和历算学研究中体现了较为明显的学术和社会的联系，并在与政治结合后，引起了晚清政坛的维新变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