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国经济周期波动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各国因为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不同等诸多原因,使得其经济周期波动也存在着不同程度上的差异。同时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加剧,经济波动通过国际贸易、金融市场等渠道的传导,使得各国经济周期波动呈现出一定协动性。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比如中国,随着近年来经济的高速增长,综合国力日益增强,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日益显著,其经济周期也似乎显现出一种可以和世界主要经济体不协动的商业周期。这种情况被当今的经济学界称之为“非耦合”(Decoupling)现象。“非耦合”现象的就是指某个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周期和美国等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周期呈现出不协动,甚至相反的运动趋势,比如当美国遭遇到经济萧条的时候,中国的经济增长依然强劲,则中国经济可以被称为“非耦合”中国经济是否发生“非耦合”(Decoupling)一直是学术界讨论的问题。自金融危机以来,当世界各国的经济凸现萧条的情况下,中国经济依然保持着强劲的增长势头,世界经济越来越依靠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带动了,而不是相反。根据IMF和世界银行近年来研究报告,世界经济越来越依赖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比如2008年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20%。特别是在当前世界经济面临上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的时刻,研究中国经济是否发生不协动现象或者是“非耦合”现象,中国经济周期与世界重要经济周期波动形态、传导机制以及中国经济周期对于世界诸多经济体的影响,对于把握中国经济运行规律,加强国际经济合作和国际政策协调,实施有效的宏观经济调控,积极规避经济波动特别是当前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风险,以确保中国经济周期保持平稳运行,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主要从定量的角度,考察中国整体宏观独立性,同时运用中国与G7的GDP的相关系数分析,考察二者相关性,检验“非耦合”现象是否真的存在；通过横向相关关系对其持续性、波动性以及领先滞后关系进行比较；利用格兰杰因果检验考察二者是否存在伪相关；并通过VAR模型中的脉冲响应函数描述中国和世界经济波动的冲击的动态路径。本文通过一系列的定量与定性研究,得出以下主要结论：(1)G7对中国的出口依存度逐步提高,中国经济对G7经济的重要性日益提高。(2)从1978年到2009年,中国经济周期与G7经济周期之间的相关性逐步增强。尽管在1992到2000年中国与欧洲和日本经济波动的相关性为负值。但G7金融危机之后,走出危机的G7,与中国经济的走势大致一致,两者的相关性不断增强。这表明中国与G7经济的融合度逐步提高,相互间的依赖性也不断增强。(3)中国经济与欧洲和美国经济呈现正的协动性。中国经济波动与美加经济波动大致同步,说明美加经济与中国经济相互依赖性逐步增强。(4)经过HP滤波处理,中国经济周期与G7经济体经济周期之间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G7经济增长和中国经济增长互为格兰杰原因。中国和美加的格兰杰因果关系较为明显。(5)对中国经济和G7经济体经济的脉冲响应函数表明,中国的经济增长更多地由自身因素解释。G7的经济除了靠自身来解释之外,双边贸易也是重要原因。方差分解结果表明,中国经济是多数G7经济体GDP和双边贸易的主要解释因素,贸易是影响中国经济和G7经济体经济的重要传导渠道。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深入,中国经济对G7经济体经济和双边贸易的影响将更加显著。(6)根据本章的实证研究,我们发现中国经济与世界主要经济体“非耦合”这一说是不成立的。中国和欧洲,中国和美加、日本自2000年之后,经贸往来更为密切,中国经济和G7之间的依赖度逐步增强。因此,在面对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引起中国外部需求剧减的情况下,中国应积极参与世界经济协调、开展国际经济合作,确保中国经济又好又快的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