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对《庄子》生命观的研究,侧重对围绕生命问题展开的一系列观念作横向结构上的分析。鉴于此,本文尝试将《庄子》的生命观念融入其对生命的起源、生命的意义、生命的去向这一自然过程的总体看法中,意在从实际的生命过程出发,揭示人在与社会、自然环境的一贯相通和交互作用的境况下,如何活出生命的意义,将围绕生命问题所展开的一系列观念贯穿其中;另外,本文尝试完善一直少为研究者所涉及的《庄子》对生命去向这部分内容的阐述,揭示精神修养所能到达的沟通生死的生命深度。以期对《庄子》生命观的进一步研究有所裨益。《庄子》探讨生命起源的理论在核心概念和生成模式上紧承老子而来。老子认为,万事万物都是由“道”支配某种原初物质而生成。《庄子》将老子的“物”落实为“气”,认为万物是在“道”支配下,由阴阳二“气”交通和合而生成。我们将其概括为“道、气和合论”。“道”赋予包括人在内的天地万物以清静天性,“气”赋予其形体。人是万物的一类,人的产生、发展过程与万物一样。《庄子》强调,人的精神来源于“道”,身体来源于“气”。从根本上讲,人与自然万物同源于“道”、“气”;在生命的生存与发展上,自然则是人生存条件的赐予者和限制者。一方面,自然万物给予人生存、发展、创造所需的物质,人也从大自然中获得精神上的启发进行创造性的活动。另一方面,自然条件限制着人的生存能力如身体机能、认知等,自然环境常使人面临巨大的挑战乃至生死的考验,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还促生了人的机心。社会与个人的关系也是如此。《庄子》认为社会发展的一个基本矛盾是世俗知识与道德的相互悖逆,揭示了知识发展的同时,道德退化的一面。并由此提出“重德轻知”、“以德御知”、“弃知取德”的社会发展观。其中,弃知识而取道德是指在知识与道德矛盾不可调和时发生的情况。这个基本矛盾在社会现实层面具体表现为四个方面:礼法制度、道德规范、过度发展的技术和艺术对人的约束。仁义、礼法等社会规范制度建立稳定的社会秩序、协调人际关系的同时,也意味着为人们的行为设立了一个外在的驱动力,对人们的行为起着约束甚至强制作用。技术和艺术给人的生活带来便利和精神享受的同时,钻研机巧之事,进一步激发了人的机心,又由于偏重某种专门才干和感官知觉,打破诸感官的天然均衡状态,扰乱人的清静本性。多方面束缚的综合作用使心智、感官的重要性凌驾于清静本性之上,反映在外,即形成形体及伦理关系等方面的生存困境。本性迷失与束缚加重的往复递进,使社会的发展进入“世与道交相丧”的恶性循环。恶性循环作用于社会中人,构成进一步的限制。生命的意义就在于从精神上超越自然和社会所带来的限制,化解生存困境,跳出恶性循环。《庄子》主张从回复清静天性和重建理想社会、爱护和尊重自然着手。人原初的清静本性之所以异化,其内在原因在于嗜欲、情感、成见三者相互作用,使人“去性而从于心”,形成习性化的机械行为模式。《庄子》提出从寡欲、去情、去知三个方面来瓦解这个模式的生成,破除习性,消解机心,使欲、情、知三者实现“去心而从于性”的转变,达到保全形体、修养精神、回复清静本性的目的。《庄子》认为,生命的意义除了个人超越限制,复归本性之外,还要引导整个人类构建美好社会。因此主张圣人以顺物自然为相应的总原理,遵循大道的秩序也即自然的秩序来处理人与人、人与万物之间的关系。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处理即社会治理分为三阶段,分别采用不同的方法:第一阶段,针对现实社会,施行“以刑为体,以礼为翼,以德为循,以知为时”的治理原则;第二阶段,在现实基础之上“以刑去刑”,逐渐使天下归于大化;第三阶段,在理想社会状态,遵循“上如标枝,民如野鹿”的应世原理。经过三阶段的循序渐进,社会由失序回复到有序的状态。与此同时,《庄子》还认为,平等地对待万物、顺应和尊重万物的本性和天然存在状态,是对人类自身的尊重,爱护万物,是爱护人类生命的源泉。主张“藏天下于天下”,实现人对自然的回归。《庄子》所构建的理想社会最终呈现出身与心、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状态,及个人、社会、自然交互涵养的自然生存方式,既包容了社会又超越了社会,既护养了自然也让自然走进了生活。《庄子》不仅阐述了生命的起源和生命的意义,还指明了生命的去向。具体来说,生命的去向包括形体的去向与灵魂的去向两方面。形体生命发展的总体趋势是从生到死,形体在死后转化为基本物质,重新参与下一轮的生灭循环。至于具体转化成什么事物,则是不可知的。《庄子》承认灵魂存在,并且贯穿梦醒、生死的过程。灵魂以什么样的形态存在,能存在多久,《庄子》没有具体论说,但指出灵魂可能通过以形体为支点的精神修养得到淬炼,将个人境界扩展至天地境界,达到灵魂常存,也即精神不死的状态。在个人与天地精神的融通之中,个体生命超越种种局限重新联结上生命的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