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兴则国家兴,乡村衰则国家衰。”自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来自各级政府与社会的资源在政策的推动下逐渐向贫困地区倾斜。资源进村给乡村发展带来了新的生机之外,也对乡村传统的治理网络与滞后的治理能力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如何突破治理能力落后、治理主体缺位的困境,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的目标?“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培育新乡贤文化”,十九大后,“乡贤回归工程”作为乡村治理的创新实践在各地兴起。近年来,随着“新乡贤治村”这一之模式在江西、浙江、福建等地取得重要成就,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也纷纷开始探索新乡贤治村新模式。本文选择湖南省国家级贫困村A村新乡贤组织建设实践进行个案研究,分析贫困地区新乡贤组织生成与运作逻辑,探索其乡村治理的创新模式,以期在总结其特殊经验的同时为A村新乡贤组织组织参与治村遇到的现实问题提供相应的解决对策。本文以嵌入性理论、权威理论与多元治理理论为基础,构建新乡贤生成与运作机制的分析框架。分析框架由两部分构成,其一是新乡贤组织作为乡村治理主体如何通过组织嵌入与功能嵌入乡村治理中,即新乡贤组织的介入与运作机制。包括组织性嵌入与功能性嵌入两种不同的嵌入机制;其二是人才吸纳与留存机制,其本质在于如何吸引乡村内优秀人才加入到新乡贤的队伍中,包括乡村共荣利益的驱动以及乡村传统文化与情感链接。基于以上分析框架,本文以国家级贫困村A村为案例,分析A村新乡贤组织生成并参与乡村治理取得成效背后的逻辑。研究发现,在经济基础差、治理秩序紊乱、空心化与人才流失严重的贫困村发展新乡贤组织,应遵循培养与实践并行的路径:通过共荣利益与乡土情结将返乡青年吸纳进新乡贤组织内,并通过组织运作锻炼并提升其治理性能力,从而形成新乡贤组织内部的良性循环。另一方面,在有效运用新乡贤组织维护乡村治理秩序、推动乡村各项公共事务开展方面,A村新乡贤组织首先通过自上而下的制度建设以及公开竞选的民主化程序获得其参与乡村治理的合法性地位。同时,通过经营旅游公司、参与乡村公共事务积累村内经济权威与政治权威双重权威,最终成功嵌入到A村的治理体系之中,并取得相应的治理成效。A村新乡贤组织的建设过程以及其成功背后的机理为其他处于人才流失严重、基层组织治理能力落后的贫困村提供了一些借鉴。但是A村新乡贤组织治村依然存在一系列的问题需要解决,主要包括村民文化素质不足以及长期低组织化造成的参议会介入困难以及各项制度建设不完善等原因。最后,本文为从制度建设、新乡贤个体素质锻炼等角度为完善A村新乡贤治村提供相应的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