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化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是世界刑事法治和刑事诉讼发展的主要趋势。刑事诉讼法创设了各种保障人权的制度,辩护制度便是其一。随着刑事诉讼活动逐渐向审判前阶段的延伸,辩护权也从审判阶段走进了侦查阶段。律师的辩护权不同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也不等同于律师的诉讼权利,它不包含保障辩护人自身的权利如言论豁免权、拒绝辩护权。保障我国侦查阶段律师辩护权建立在兼顾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诉讼公正与诉讼效率、程序正义与实体真实等价值理念基础之上。它有利于保障被追诉人的人权,有利于平衡侦查权与辩护权的关系,有利于消灭当事人的不满。通过比较1979年、1996年、2012年《刑事诉讼法》,及1996年、2007年、2012年《律师法》,我们可以发现：地位上,侦查阶段律师辩护实现了从无到有、从提供帮助到辩护人的变化。立法上,律师三证会见制度最终写入了《刑事诉讼法》,但会见特殊犯罪嫌疑人仍然需要经过侦查机关许可,而且我国侦查阶段律师没有明确的阅卷权,调查取证范围也很窄。司法上,我国侦查阶段律师辩护权的落实不充分,会见、阅卷、调查取证都存在一定难度,且律师的言论豁免、在场权也得不到保障。针对上述情况,保障侦查阶段律师辩护权应当采取多种措施予以保障。首先,从立法上落实并完善侦查阶段律师已有的辩护权,补充完善言论豁免权、在场权等相关制度；其次,我们应当进一步加强司法监督。通过建立司法审查机制,让中立机关参与进来,加强对国家侦查、公诉、审判机关的监督；最后,我们要坚持预备性救济与裁决性救济相结合,通过程序性裁判对侵害侦查阶段律师辩护权的行为进行制裁,以争取将我国侦查阶段律师辩护权的保障落到实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