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以来,我国财政体制进行了多次变迁,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及分税制改革,前者推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对地方经济协同发展提供了制度条件;而后者使得地方政府具有更大的财政自由度,这为地区之间争夺资本等流动要素、大力发展当地经济奠定了制度基础。而后,税收竞争便作为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争夺流动要素的重要手段,虽然为地方经济发展提供了有效的策略工具,但是随着我国社会与经济发展迈入新阶段,地方之间税收竞争行为的弊端日益显现。在社会居民公共物品需求多样化的背景下,政府进行改革应该满足人民需求,提升社会居民生活幸福感,逐步构建经济成果共享机制。为此,税收竞争与地方公共物品供给策略间的关系也逐渐成为今后的重要议题。本文基于既有文献剖析我国地方政府的税收竞争行为对公共物品供给造成影响的作用机理,从空间计量视角切入,运用空间杜宾（SDM）模型和偏微分效应分解方法构建空间效应分析框架,同时根据税收竞争的不同影响路径分别设置邻接、经济距离、社会与自然环境三种空间权重矩阵,对我国地方政府间公共物品供给的策略性行为以及税收竞争对公共物品供给的影响进行进行全面探讨,为改善恶性税收竞争行为,提升公共品供给效率,提高居民福利水平提供理论与现实依据,通过实证结果分析,本文的几个主要结论如下:第一,由莫兰检验和SDM回归结果可以发现,我国省际间税收竞争与公共物品供给水平具有明显的空间性。其中,中部地区相对于东西部地区税收竞争参与度更高;而地方政府在不同类型公共物品供给的博弈行为上存在差异,比如在公共安全、教育、社保与就业、医疗卫生、环境保护方面的公共物品供给方面倾向于采取互补型策略,但由于传导机制的不同,地方政府在科学技术类公共物品供给方面的策略存在明显差异。因此,地方政府需要理性定位当地发展水平,明确预期内的政策目标,有针对性地参考发达地区的相关政策,避免盲目追求地区间的财政支出竞争,有效提升地方政府决策的准确性。第二,分析SDM估计结果与偏微分分解中的直接效应能够发现,地方政府之间的横向税收竞争造成了公共物品供给的低效率,其中对科学技术类公共物品影响最大,依次是环保类、教育类、医疗类、社保与就业类和公共安全类。换句话说,地区间的横向税收竞争降低了当地居民整体的社会福利,对民生性公共物品供给水平的直接影响整体上小于对发展性公共物品供给水平的影响。鉴于此,优化升级地方公共支出结构,逐步推动全民共享体系建立将显得尤为重要。地方政府需要在今后的政策改革中将经济效益与居民基本生活福利综合考虑,在保障生存性福利支出水平的基础上,推动发展性公共物品供给水平的提高,满足新时代下居民多样性的生活需求,使居民逐步共享地区经济发展成果。第三,由偏微分分解结果中的溢出效应可知,税收竞争对公共安全类和科学技术类公共物品供给水平产生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对教育类公共物品供给水平具有不显著的负向溢出效应,而对医疗卫生类公共物品供给水平产生的负向的溢出效应,对社会保障与就业类、环境保护类公共物品供给水平依据影响路径的不同,显示出完全不同的空间溢出效应。因此,税收竞争对公共物品供给水平具有空间外溢效应,并且由于公共物品属性和传导机制的不同,溢出效应在程度和方向上也呈现出差异性。根据地方整体发展水平与地方特色,实施理性规范的税收竞争策略,与时俱进的调整税收竞争力度与相关政策,升级财税制度与管理体系,将有助于减小地方财政压力,一定程度上规范与净化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环境,提高地区间经济发展与公共物品供给的协调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