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正规就业群体指从事“没有正式劳动关系且缺乏相关劳动法规保护的雇员。”在新冠肺炎疫情中,非正规就业群体面临着生命安全与生计维持的双重脆弱性。一方面,在疫情反弹时期,非正规就业群体如网约车司机、外包保洁员等多次感染疫情,成为疫情之下的“受害者+传染源”;另一方面,疫情对经济的冲击导致大量非正规就业群体面临失业待业、福利待遇边缘化的生存困境。本文提出,上述非正规就业群体的双重脆弱性是劳动力商品化的结果,而“流动性”与“不稳定性”是呈现劳动力商品化的重要变量。从流动性来看,以流动为生、为工作而流动成为大量非正规就业群体的生计来源。在新冠肺炎疫情中,流动性从资本变为一种负担。这即为大量快递、外卖等数字经济平台出售非正规就业群体的“替代性流动”以赚取利润带来了契机,导致非正规就业群体在“被迫流动”的过程中陷入“超级流动”的陷阱。从不稳定性来看,疫情的突然爆发使得非正规就业固有的无福利、少保障等缺陷凸显出来,导致非正规就业群体陷入工作不稳定、联系不稳定、保障不稳定的“超不稳定性”困境,难以应对疫情中的风险与危机。根据波兰尼的“双向运动”理论,依靠市场经济自发运转是彻头彻尾的乌托邦。市场脱嵌于社会,将劳动力、货币、土地具化为虚拟商品必然会带来人与自然的巨大灾难。基于此,需要国家与社会通过触发社会保护运动,以维持“社会市场”的正常秩序。本文以波兰尼的理论为基础提出,疫情中非正规就业群体的双重脆弱性是劳动力商品化的结果。企业与数字经济平台视“逐利性”为首要目标,通过加速非正规就业群体流动以提高利润;压缩非正规就业群体福利以降低成本。这一方面加大了非正规就业群体感染疫情的风险,另一方面也导致该群体难以应对疫情所带来的经济下行压力。这即要求国家与社会通过立法、社会政策等手段对非正规就业群体施以援手,以实现“去劳动力商品化”的愿景。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以立法手段保障非正规就业者劳动权益、引入社会力量构建非正规就业者保护协同治理体系、实现市场与非正规就业者的共同发展等三项对策。本文认为疫情中对非正规就业群体的保护,可以提升全社会抗击疫情的恢复韧性,进而为纠正市场社会,形成“社会市场”的变革韧性打下良好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