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权概念在现代政治哲学中被抑制的状况源于其与自由主义宪政理论之间的冲突,为重新树立主权的绝对性,施米特对自由主义宪政理论的规范论和中立化进行了批判。透过这一批判我们可以看到施米特的矛头真正指向的是经济-技术思维所导致的精神虚无和将一切变成消遣的时代状况,其目的在于重塑生活的严肃性。而在施米特看来,生活的严肃性的保障在于正视战争的现实可能性始终存在这样一个严酷的生存境况,这又源于人性邪恶的人类学假定,而这一假定的基础则在于世界和人是邪恶的神学教义,就这将施米特的理论导向了一种政治的神学,并最终确立了主权的绝对性。这一绝对性体现在对非常状态的决断之中,正是非常状态的极端状况最直观地展现了被常规状态所遮蔽的政治的本质,并使得一种严肃的生活态度成为必要。但是人性过于邪恶的前提使得施米特陷入了拥有绝对权力的主权者的邪恶的困境,对非常状态的倚重又使得其决断论成为了建立在虚无主义之上的机缘性的决断论。这说明了施米特的主权理论在根本上是论战性的,而非教义性的,其最终未能建立起足以取代自由主义的理论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