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使个人信息的性质与作用发生了巨大变化,个人信息所蕴藏的价值成为社会共同追逐的目标。在实践中,侵犯个人信息犯罪频发且手段多样,给我国信息社会的发展带来了重大阻碍。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的刑事立法因受小数据时代的影响,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其规制侵犯个人信息行为就暴露出极大的局限,我们必须对此进行回应,不断完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现阶段,我国有关个人信息行政责任和民事责任的适用有限,使得刑法对侵犯个人信息行为进行了过多的介入,以致刑法的谦抑性无从发挥。我们必须完善民法、行政法等前置性法律法规,进行个人信息专门立法,构建完备的个人信息保护体系。同时,刑法规定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对个人信息的定义并没有跟上大数据时代的发展,造成了刑法保护边界的模糊,需要在坚持个人信息“识别说”的基础上,对直接识别的个人信息采用“一般人基准说”;对间接识别的个人信息采用“个人信息使用者说”,对个人信息进行重新定义。在个人信息法益问题上,传统的个人法益学说已经不适应大数据时代的变化,个人信息已经可以承载公共法益。我们有必要将个人信息法益视为一种超个人法益,据此来调整刑法的体系。在司法实践中,侵犯个人信息犯罪可以分为直接侵犯和间接侵犯两种类型,非法利用个人信息已经成为犯罪分子最主要的行为方式,其应该被纳入到侵犯个人信息犯罪体系当中。通过设立非法利用个人信息罪,可以有效打击个人信息犯罪。但是,我们也不能随意扩大犯罪圈,需要考量个人信息流通的现实需要,进一步明确定罪量刑的标准,坚持以信息数量、违法所得、主观恶性等标准对侵犯个人信息犯罪进行准确定罪。如此,我们才能够有效规制侵犯个人信息犯罪,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打下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