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美学理论作为现代重要的文艺美学流派,关注读者的期待视野和审美经验,是一种以读者为中心的理论范式,强调读者的主观能动作用。而译者作为特殊的读者,既是原作的读者,又是译作的作者,在连接原文作品和目的语读者过程中更是发挥着关键作用,因此笔者考虑到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应当在接受美学的指导下,充分调动自己的情感和审美能力,并考虑到目的语读者的接受水平和审美情趣,与作品达成“视域融合”,从而实现文本意义的完整构建。译者是译事活动的主体,为外国文学作品的引入架起了沟通的桥梁,它不仅是翻译过程的中心和焦点,也是翻译理论探讨的出发点和归宿。但在传统的翻译研究中,译者一直都被认为是次于文本和作者的角色,在“对等”,“忠实”等观念的束缚下,着重于语言层面的转换分析,是一种静态的文本研究,翻译活动中译者的重要作用几乎完全被忽略。译者在历史上长期处于边缘地位,直到20世纪90年代的文化转向,使得翻译学借助现代学理,如哲学,美学,语言学,符号学,文艺学等得到拓展,也使翻译活动在历史的舞台上逐渐占据本应属于自己的位置,从边缘走向核心。文学是一个民族的重要文化财富,诗歌更是文化中的精髓。在国际视域越来越高度融合的今天,重新解读一个民族的文化经典——诗歌,对于我国新文学建设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因此本文选取泰戈尔《飞鸟集》为研究对象,不仅因其原作在诗歌创作历史上取得了卓尔不凡的成就,更因郑振铎和冯唐两位作家对作品的翻译在不同的时代产生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和影响。郑振铎的翻译对当时中国文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对中国新文学与外国文学的交流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冯唐译本《飞鸟集》自出版之日起就引起很大争议,但是他的译作突破了五四运动以来郑振铎成“一家译言”的局面,他对译作融入了自己的理解和重塑,在风格上独树一帜。两人对作品的翻译积极发挥了译者的主体性作用,又各有千秋,不同程度上满足了我国读者的审美需求和期待视野;同时又因为译者个人的翻译理念不同,形成了不同的翻译风格,可以让我们更好地对比并思考文学翻译如何在满足读者审美期待的前提下更好地再现原作的形式和神韵。从接受美学的角度对译本及译者进行重新解读是十分有必要的,不但让人们意识到译者在传播外国文学作品中起到核心关键作用,而且让翻译研究和翻译实践在接受美学理论的指导下不断丰富自身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