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隋代文学,对理解从南北朝到唐代的文学进程、丰富文学史的整体内容,都有一定的价值。本文力求从历史的纵向发展和空间的横向分布两个环节,对隋代文学的状况作出较为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全文共分上下两编,上编四章重在宏观考察,下编三章重在具体作家作品的分析。第一章探讨统一帝国所形成的新的文学环境,主要从统一国家所必需的文化整合,文人汇聚所带来的文化与文学交流两个方面进行研究。首先,通过比较综合陈寅恪和唐长孺两位关于南北朝隋唐文化发展的研究,指出隋唐文化整合的大趋势是南朝化。然后,以隋代音乐为讨论对象,提出隋唐文化整合中存在着两个二元文化结构的理论设想。其一是胡汉文化,其二为南北汉文化,后者又主要体现为传统汉文化于永嘉之后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在南北地域的不同传承和变异。其中,南朝在制度文化和意识文化方面均处于强势地位。隋代统一之后,对国家音乐体系进行重建,雅乐以南方汉乐为主,俗乐则以北方胡乐为主。将这两套音乐模式整合成一个新的国家音乐体系,经历了较长的时期,直到唐玄宗时方始完成。最后讨论隋代各地文人之间的文化交流状况。统一使各地文人得以汇聚长安,为他们之间的文化学术和文学交流提供了便利条件,从而开展了各种形式的交流活动。第二章分析隋代三大利益集团之间的权力博弈以及由此造成的士人群体的命运浮沉。这种具体历史情境的还原应该成为解读隋代文学总体状况的基本背景,但长期为学界所忽略。关陇本位主义导致了关陇集团对山东士人既利用又压制的政策,虽然周隋易代之际有所调整,但未有根本改变。山东士人的不同的命运对他们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并导致后来山东文学人才的逐渐衰微。江左集团中后梁诸人一直与关陇集团关系密切,而南陈士人的命运在文帝、炀帝两朝变化很大。入关之初,他们作为一群降虏,普遍被抛入权力结构的底层,身历亡国之耻、深感南冠之痛。后来,由于自觉地依附于杨氏兄弟,到炀帝登基后,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获得良好的待遇,其中虞世基等人还在炀帝朝的决策层中占据重要的地位。这种命运的变化也使他们的文学创作呈现不同的面貌。第三章在前章讨论的基础上描述隋代文学两朝三地的格局,尝试探讨隋代文学不够发达的原因,并比较两朝文学之得失以及对文学史的启示。文帝朝,关陇武将的雄豪之诗、山东逐臣的草泽怨刺之词以及南陈降虏的南冠之音,各有特色,构成了隋代文坛难得的多彩篇章。炀帝朝,山东文人的声音消失,关陇诗人杨素的创作实际上是上一阶段的延续,而以炀帝为核心的宫廷文学群体构成了热闹而单调的创作局面。其中炀帝本人的创作很有个性,而这一时期文坛主体江左诗人的奉和应酬之作则鲜有佳作。隋代文学成就的不足,首先在于其存在的时间过短,文化的整合虽已进行,但尚未形成新的文化范型。而一个全新的文学局面的开创,往往建立在新的文化范型之确立的基础上,这是文化史和文学史的一个规律。通过与存在时间大致相当的建安时期的比较,可以发现,由于所处文学史自身发展环节的不同,所处时代的环境刺激和人文精神气质的不同,以及统治者文学政策的不同,隋代文学也很难在短时期内,创造比较优秀的成绩。文帝朝文学成就的相对出色,为文学史的提供了参考和启示:回到宫廷文学的旧途,文学只能走向末路。文学尤其是诗歌,如果没有对诗人主体心灵世界和情感体验的发掘,就丧失了最基本的生命,更不用说作为整体时代精神的表征对人类文化建构的历史意义,以及以自由表达为核心的精神解放所具有的美学意义。文学从宫廷回归个人并由此走向更广阔的生活世界,不仅带来题材的拓展,更趋动对旧的形式和惯例的突破。隋代部分优秀作品的出现正暗示了这种文学史的历史方向,并由初唐作家继承并发扬。第四章考察隋代文学的三大源流。山东北魏—北齐一系是北朝文学的主流,而对这一脉文学的深入研究,向来比较薄弱,因此成为本章探索的重点。通过侧重文学作品的详尽梳理,本章提出北朝文学(文化)由历史传统转化为地域特征,由时间因素积淀为空间存在的理论假说。山东士人在胡汉杂处的特殊历史环境中,文化上多继承汉魏学术之传统,强调对现实的关注和政治参与,保持了比较积极的人生态度和文化精神。随着鲜卑族的汉化逐渐加深,文学创作环境得以改善,创作活动逐渐恢复。由于积极学习南朝文学的新风,文学风尚也从早期的古朴质拙,到后期的华丽典雅,形成与南朝基本同步的潮流,并在其中表现出较为浓烈的抒情姿态和丰富的人生体验。关陇地区的文学发展经历了一个断层,十六国时期以凉州为中心,形成了北方文化和文学的中心。但随着北魏兴起,逐渐衰落,直到宇文氏定鼎长安,才重新出现新的生机。而北周时期的文学风尚又主要是王褒、庾信等人带来的南朝文风,关陇地区的文化精神与之契合尚待后来的杨素、杨广等人的创作实践。南朝自齐梁以来,文学创作更加重视对艺术形式的美学追求,但是弱化了文学的抒情功能和对个体情感体验的深层发掘。第五章重点研究卢思道、薛道衡和孙万寿三位山东代表作家。卢思道性格放纵不羁,富于激情,文如其人。随着人生经历的变化,文风也有相应的发展。青年时期多宫体之作,稍伤雅正之道。从中年开始,由于仕途坎坷,始作慷慨沉郁之词。入关之后,由于受到压制,怨愤激越成为其主要风格。薛道衡则是南朝文风在北方的杰出代言人,风格精丽典雅,长于警句的锻炼,多巧思妙构,而弱于抒情的力度。孙万寿的诗歌主要抒发自己的人生悲剧,将失志穷途之苦与故国乡关之思,以率直的姿态与沉痛的基调表达得淋漓尽致,具有较强的感染力。第六章研究杨素、杨广两位关陇杰出作家。杨素是当世豪杰,身兼武将与文人的双重身份。既有气韵沉雄、慷慨豪放的边塞之作,又有清雅俊逸的怀人之诗。他的诗是纯粹的个人诗,而《赠薛番州十四章》则集中代表了他的艺术水平和主体风格。隋炀帝杨广在历史上恶评如潮,他的人格构成中有明显的多重性,这也导致了其作品的复杂性,突出体现在所谓“雅制”与“郑声”的强烈对比中。炀帝的诗歌明显地表现出“清壮”之气,这来源于关陇文化矫健的生命力。他的乐府诗成就最高,并能体现出一定的创新精神。第七章研究隋代江左作家。入关之初的“南冠之诗”是文帝朝文坛的一个重要现象。其中包含了故国乡关之思、亡国之痛的创伤记忆、身份失落的旧臣情怀和人生历史的悲剧意识等几个层面的体验。江左作家中,虞世基和王胄比较突出。前者长于宫廷酬唱和闲情雅致,风格典雅清润,但才情有限。后者多了一些感慨之词,作品感染力更强,并且时有高远之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