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学界存在批判外源式发展、推崇内生式发展的观点,然而根据中国后发展地区的发展实践发现,外源式发展并非全然如批判中的那样不好,而是在不同的历史地理、资源禀赋下,对当地发展造成多种类型的影响。根据外源式发展在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一个汉藏杂居的民族村落的实践,将其结果分为以下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为外源式发展的实践能够帮助村庄实现高效发展。在村庄“护林事件”中,外源式发展与内生式发展虽有不同的出发点,但在对两种发展话语的双重认可下,不仅令环境发展的意愿不谋而合,也使得源自于文化和社区内权力秩序制约的护林运动得以转变为一项可持续的正式制度。第二种类型为外源式发展只能帮助村庄实现部分的发展。在村庄建设生态文明村的新发展举措中,外源式发展以向内输入项目的方式来促进社区发展,但由于项目本身的性质以及模式化的运作过程,出现了不符合村民实际需求、不符合传统习俗的现象,以至外源助力不能帮助村庄完全实现发展。第三种类型为外源式发展的实践难以帮助村庄实现发展。在以发展特色民族旅游业的外源式发展探索中,其对可行性和效益分析的背后,实则同时隐藏着现实和发展路径的双重阻碍。面对内生动力缺位、外部助力难以为继的状况,外源式发展的实践将举步维艰。通过对以上三种类型的分析,可以得到以下结论,即外源式发展实践成功的关键在于与村庄实际的契合。只有充分结合当地实际、真正以社区居民为发展主体,外源式发展才能为内生式发展提供充分动力。本文希望在丰富社区发展相关理论的同时,能够为民族社区发展的政策制定与民族工作的开展提供新的思路,促进民族社区的建设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