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斯提出的期待视野有着丰富的理论资源,如胡塞尔、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卡尔·波普尔和卡尔·曼海姆等人都做过与之相关的论述。但姚斯在其理论的论述中并未对期待视野这一概念做一个严格的界定,所以,在分析有关论述的基础上本文对期待视野做出了一个界定。姚斯对期待视野的形成有两个论述,在笔者看来这二者之间存在着对应关系,然而姚斯对期待视野形成条件的认识并不全面,本文认为可以将限定在文学范围内的文学经验上升为整个艺术经验,并突出了现阶段媒介对期待视野的影响。读者在一定期待视野的制约下进行阅读,与本文产生视野融合,视野融合的过程是以问答的逻辑方式进行的,读者与本文之间是一种主体与主体的关系。一方面,不同读者具有不同的期待视野,与本文发生不同的融合,生发出不同的意义;另一方面,本文自身由丰富的“意义潜势”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也给读者提供了多种选择的契机。姚斯在解决“文学史悖论”的过程中引入了“效果历史”的概念,将读者的期待视野带进了文学史,为文学史的书写带来了新的因子。姚斯在借鉴俄国形式主义某些理论的基础上看到了文学发展的历时性,但历时性并不能解决文学演变的方向问题,因此姚斯强调文学的共时性研究,试图通过以期待视野的变化作为文学演变的最终依据,然而姚斯并没有最终解决这个问题。有论者将期待视野转变的力量归结为一种偶然的因素,这种观点值得商榷。姚斯认为读者的期待视野与作品之间的距离决定着文学作品的艺术特性,但是这种认识一出现便引来诸多的批评。其原因就在于姚斯在其理论的论述中读者是“一个预先假定的读者”、一个理想的读者,使得这一论断显得过于绝对和简单。事实上,姚斯使用理想的读者论述经典文学和通俗文学的目的是为了说明经典文学对读者期待视野所起到的冲击作用,但姚斯对文学艺术特性的认识的确有机械专断之嫌。读者有不同的期待视野,这也就意味着作品会以多种方式而存在。有论者认为这种重视个别强调差异的做法,无疑是取消了理解的共性,使解释走向了相对主义。为避免解释走向相对主义,有论者提出将读者的本意设为一种“元原则”来衡量解释的有效性。然而对“元原则”的追求却又忽视了许多重要的因素,如时间距离、后现代语境等。读者才是真正的上帝,只有被广大读者所接受的理解才是有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