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化是百年中国人一直努力奋斗的目标。实现近代化的方式多种多样，有“咸与维新”的政治改良，有“涤荡乾坤”的暴力革命，当然也有“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教育启蒙。在近代化发展过程中，上述各种方式相互纠缠、重叠，共同推动了历史的发展。其中的教育改良，对大众的启蒙更是贡献颇多，正如1902年梁启超所言:“今日为中国前途计，莫亟于教育”。现代教育制度是一个社会得以正常发展的基本保证:现代教育能为社会提供合格的劳动力和知识阶层，以及维护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协作的伦理道德。中国的近代化包括经济基础的近代化，以及上层建筑的近代化——政治体制的近代化、思想文化的近代化，当然还有就是教育体制的近代化。无疑地，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启锚当然从洋务运动开始。京师同文馆的建立、东南沿海专门学校的建立、留美幼童、水师学堂留学生，这些都是早期教育近代化的产物。甲午国衄，维新派提倡改良，设学会、派留学、兴教育，直到1905年清政府废科举，教育改良成为清政府新政的重要内容。新政虽然没能挽救清政府的命运，但由此开启了教育近代化的正途。　　山西是一个内陆省份，缺少来自于西方的直接刺激，因而山西的近代化进程就显得较为迟钝而有其自己的特点。在甲午战败后，京师、东南沿海的读书人纷纷为国家命运而奔走、呼号时，太原举人刘大鹏却津津乐道会试书法工整为科场考取的“秘笈”。当然，对当时山西教育现状的评估，不能仅仅限于刘大鹏此类较为“保守”的士子身上，其实当时民间实学派的复兴和“令德堂”的建立，就有新教育的“因素”在内。之后发生的“义和团运动”使得中国殖民地程度进一步加深，但所谓“否极泰来”，就山西而言，山西大学堂的建立、铭贤学校的建立、新式教育的推行，都是三晋走向现代化的起点。本文试图从教育史的角度出发，借助较为充实的方志资料，将山西这一近代化较为落后的省份作为个案，揭示落后区域的教育近代化进程的一般规律。　　本文旨在研究1840年——1917年之间的山西区域教育近代化。彼时的山西省范围，包括今天的内蒙、陕西一部，即清末山西的归绥道辖区（即口外七厅:归化、清水河、托克托、萨拉齐、和林格尔、丰镇、宁远）。选择这一时段作为研究对象，首先考虑到1840年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从1840年开始，中国社会逐步走向近代化，直到1905年清政府新政，以及1912年中华民国的建立。在此期间山西教育近代化循次渐进，逐步发展。而1917年对山西教育史来说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年份，之前袁世凯因“洪宪帝制”身死，山西军阀阎锡山趁机摆脱北洋军阀对他的控制，在省内大力推行“六政三事”，兴办教育是其重要内容之一，山西教育面貌为之一变。因为本文研究的重点就在于清末到民国初年的山西教育状况，而阎锡山时代的教育又是很大一块，本文对此内容无法顾及，所以论文以1917年为限。本文尽可能借鉴和吸收之前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运用历史学的基本方法，来审视这一对山西教育近代化有深远影响的变革:这场变革是如何展开的、它与传统教育的衔接如何、以及这场变革可能给人们带来的经验与教训。全文分为六个部分:　　导论部分:阐明本课题已有的研究成果、说明研究的对象、阐明本文的研究意义和方法。　　第1章:阐释前近代化的山西教育资源。要深刻了解山西新教育，必须先期了解之前的教育资源。首先是传统的教育制度，包括府州县（官学）、私塾与书院。其中书院为传统教育体制中最有生命力的机构。因为新教育要涉及到经费筹措，所以考量传统教育的经费很有必要。然后再考察传统教育下士子的权利、地位和生存条件，为新教育以后的知识分子权利、地位形成对比。总之，传统教育是建立在农业经济社会之上的一种教育体制，这种农业经济与传统教育非常吻合，因而在传统社会具有生命力。　　第2章:阐释在传统社会受到外力挑战的情况下，社会自身的调适功能如何发挥作用。其实，在1840年之前，龚、魏、包提倡经世致用，即是对传统八股课士制度的挑战和否定。山西亦不例外。山西因为地处内陆，对“千年未有之变局”似乎体验不深刻，但民间学者一直有“道问学”的传统，如明末清初傅山、戴枫仲、范彪西等。到晚清时，这种学术余脉开始复苏即所谓实学的复兴和令德堂的建立，是山西士子自我调适——希望从传统资源找到纠弊的药方。如西北边疆史地的讲求，五台徐氏对傅山的推崇，杨深秀对今文经的膺服，王轩、杨笃对方志的整理和发展，都是对传统士子以时文为干禄的否定。另外值得注意得是，因为近代书院的复兴，地方士绅由边缘走向中心，地方绅士开始管理书院经费。在新教育正式开始之前，地方绅士开始了对书院的控制。　　第3章:用传统的教育学写作方式，阐释近代学制在山西的确立和发展。学制近代化是晚清政府近代化改革中的重要一项内容。但学制建立之初，地方有很大的自主权，说明当时执政者对教育实施细则的模糊。如孝义县和闻喜县对新教育细则的探索和尝试。学制确立之初，书院与学堂难分彼此，很长一段时间内，所谓学堂者皆是书院。然后论述新教育的经费筹措方式。上文曾经论述过，农业社会天然的教育体制就是私塾、书院体制，新教育的经济背景是工业大生产。然而，有意思的是，山西虽然现代化的工商业没有开展，但经济基础之上的教育体制却是先行了。这就造成新教育经费筹措的困难。之后考察教育展开之后，地方学绅与现代教育的关系。废科举、兴学堂，使得一大部分传统士子没有了出路，而经费的筹措完全由地方负担，也加重了乡民与学绅、学校的矛盾，于是冲突难以避免。　　第4章:以个案研究的形式来展现山西教育近代化过程。本文选择了四个个案，从不同角度阐释山西近代教育的方方面面。首先是以山西大学的创建为个案。山西大学堂是中国最早的三所大学堂之一。山西大学堂的建立，对于地处内陆的山西近代化意义深远。尤其是山西大学堂在上海附设的译书馆，对当时的大学教科书颇有影响。又选取山西晋商的代表榆次常家的家庭教育为个案，论述近代山西商人和教育的关系。再者清末山西留学生对于民国山西政坛、经济影响颇深。故以留学生为个案，探讨近代山西留学生对于山西教育中心的转移。最后，教会教育对山西的影响不可小觑。故以太谷教会学校和铭贤学校为个案，阐释教会、传教士对山西教育近代化的影响。　　结论部分:“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本论文的结论部分拟从晚清各省学务岁入入手，来探讨山西及内陆省份与沿海诸省近代化的异同。根据各项岁入的比例，笔者将全国各省的兴学区域划分为四个:一、由改革派大吏主导的教育近代化运动。二、晚清新设省份由国家主导的教育近代化运动。三、近代化早发地区，由官、绅共同主导的近代化运动。四、内陆省份的近代化运动。但无论沿海及内陆，各省的教育近代化都有共同的不足:如对中高等教育的经费投入过高，小学教育的投入不足;地方兴学缺乏稳定税源的保证，导致城乡之间的教育差异;对实业教育的轻视等等。　　本文在创新方面的探索:　　一、视角创新:史学界以往对区域教育史的研究,往往选取岭南、江浙和沿海等教育较为发达的地区作为研究对象，由此来展现中国教育近代化的进程和规律。对于教育落后的地区近代化进程，论者往往语焉不详，或者认为这些区域不代表最先进的生产力，而忽略不计。研究先进区域的近代化固然有意义，但决定一个国家的近代化水平的，往往不是最先进的地区，而是后发区域的近代化程度。所以笔者以山西为落后区域的一个范例，对其教育近代化的一般进程进行探讨。　　二、方法创新:本文利用了教育史、社会史、学术史研究的方法，引进相关专业的一些概念，探讨清末民初的山西教育进程。如关注政治、经济制度对于教育的制约;地方士绅与书院的关系，近代学绅对于地方教育的贡献，传统士子的分化;引进“自我调适”的概念，使得学术史与教育史衔接。同时，本文采用了实证分析、定量分析的方法，尽可能使得一些较为抽象的历史现象量化，以便更直观的说明问题。　　三、内容创新:对山西教育近代化的研究，在学术界是一个薄弱的环节，虽有个别的论文发表，但将山西作为一个区域教育史的研究对象，之前学者还没有这样专门作过，在这里首先作了一个尝试，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