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世界各国经济受到严重创伤,面对这一重大公共突发事件,企业通过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创造经济价值的作用得以显现,如应急物资制造企业在巨大经济压力面前仍积极扩大生产以满足社会需求,为企业积累社会声誉的同时,为我国经济复苏提供动力。可见,企业社会责任是促进其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在维持企业自身和社会整体可持续发展上发挥着重大作用。近几年,我国政府也高度重视社会责任发展,通过颁布指导意见等政策积极规范和引导企业履行社会责任。通过《企业社会责任蓝皮书（2020）》社会责任发展指数和润灵、和讯等独立的第三方企业社会责任评级系统均可以看到我国社会责任整体履行水平取得了较大提升,但仍与发达国家存在差距,拥有较大的发展潜能,如何更好地推进企业社会责任成为企业面对的重大现实课题。股权结构作为公司治理的重要基石,可以通过影响企业控制权和决策权分布等进而影响企业发展战略与方针。在整合股东一致行动人关系的基础上,发现2010-2019年A股上市公司拥有多个大股东股权结构的企业逐年增加,平均占比已达40%,“多股多大”已经成为我国股权设置的重要特征之一。因其能够降低管理者与股东之间以及不同股东之间的代理成本,提高投资效率、缓解融资约束、增加盈余信息含量、增加企业价值等作用日益受到企业重视。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水平作为公司治理的一个重要方面,势必会受多个大股东治理结构的影响。那么,多个大股东股权结构在完善我国社会责任履行水平上具体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不同内外部治理因素影响下二者关系又有何变化,本文围绕这两点进行研究。选取2010-2019年“和讯网”社会责任测评涵盖的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构建OLS模型回归,以滞后期检验、倾向得分匹配（PSM）和替换变量做稳健性检验,研究多个大股东与企业社会责任关系,以及产权性质、混合所有制、高校独立董事、生命周期、信息透明度和市场发育程度等内外部因素对二者关系的影响。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多个大股东的存在、非控股大股东数量和持股数量总和与控股大股东持股数量比值的提升均能显著提升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水平,即多个大股东可以促进企业社会责任。第二,相较于国有企业,在非国有企业中多个大股东增强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程度的作用更显著;而不论控股股东产权性质为国有还是非国有,企业多个大股东性质为混合所有制时更有利于促进社会责任履行水平。第三,内部治理因素中的高校独立董事可以与多个大股东产生协调效应,即存在高校独立董事的企业,多个大股东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正向促进作用更显著。第四,考虑不同的外部环境,发现包括衰退期在内的各个生命周期阶段,多个大股东均能促进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水平,但成熟期的正向影响最为显著;信息透明度可以增强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水平,强化多个大股东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正向促进作用;企业所处地区的市场发育程度可以增强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水平,对多个大股东促进企业社会责任的作用表现出一定的替代效用。最后,在上述结论的基础上,从企业层面和政府层面两个角度提出建议,即企业需要重视多个大股东,结合自身条件优化股权结构;通过引进高校独立董事,完善内部约束机制。政府要肯定多个大股东的正向作用,可以采取政策规范多个大股东股权结构,结合混合所有制、优化信息市场环境和激励机制鼓励等手段,让企业把发展社会责任理念植入到经营过程始终,实现资源合理有效配置,促进企业和社会有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