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背景:从上世纪90年代至今,心血管疾病一直是我国疾病负担的主要原因,心血管疾病的发病、患病、死亡水平总体仍呈上升趋势,并呈现低龄化、农村超过城市及危险因素聚集现象。近30年来我国经历的快速城市化对居民生活环境及心理、行为、生活方式的转变具有推动作用,上述转变可能导致心血管病风险的变化。目前我国的城市化主要通过“移地城市化”和“就地城市化”两种形式实现,关于城市化与心血管健康的研究多关注前者或城乡差异,对后者的研究比较匮乏,尤其缺乏纵向研究和机制研究。就地城市化过程中,居民经历了居住环境、生活方式、就业、经济状况等方面的变化,这些变化对其心血管健康的影响值得关注。研究目的:以北京市朝阳区为例,以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理论为基础,以心血管疾病危险因素为切入点,分析就地城市化居民特点及其心血管健康特征,探索就地城市化对居民心血管健康的影响及作用机制,以期为国家和地方政府完善心血管病防控策略,优化资源配置提供依据。资料与方法:研究包括以下子研究:就地城市化居民特征及其心血管疾病主要危险因素变化趋势研究、城市化不同时期就地城市化居民与城市、农村、迁移居民心血管疾病主要危险因素比较研究、就地城市化对居民心血管疾病主要危险因素变化的影响研究,以及就地城市化居民心血管健康影响因素研究和影响机制研究。资料来源于下列三项调查的35-64岁人群数据,分别为“心血管病监测、预防预警和诊治技术应用研究”中北京市朝阳区监测点数据(包括就地城市化人群2010年基线、2017年及2019年随访数据)、2011年朝阳区成人慢性病及危险因素监测数据、2017年京津冀地区生活社区自然人群慢性病队列北京市朝阳区调查数据。主要方法为:1.从环境、行为、心理、社会、健康结局几个维度梳理反映就地城市化居民特点的主要指标并描述该人群主要特征。2.采用广义估计方程纵向分析城市化初始、7年后、9年后就地城市化居民心血管疾病主要危险因素生理生化指标与患病率的变化程度和变化趋势。3.采用多重线性回归模型、log-binomial广义线性回归模型在城市化初期、7年后比较就地城市化居民与城市、农村、迁移居民心血管疾病主要危险因素相关生理生化指标及患病率水平、危险因素聚集性、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发病风险的差异。4.应用倾向性得分匹配法和倍差法,针对2010年至2017年心血管疾病主要危险因素相关指标的变化程度,将就地城市化居民分别与农村、迁移居民进行比较,分析是否经历城市化、城市化不同实现方式对人群心血管疾病主要危险因素影响的净效应。5.从主观心理、居住环境、工作环境、社会资本四个维度分析就地城市化特征因素与居民心血管疾病主要危险因素相关指标改变的直接或间接关联。6.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多种社会决定因素对就地城市化居民心血管健康的作用路径、作用强度以及不同性别群组间的作用差异。结果:1.就地城市化后,居民住房条件、经济状况、主观心理状态均有明显改善,该人群比较重视健康的生活方式,受教育水平相对较低,未就业及退休比例较高,目前就业岗位多为服务业(保洁、绿化、物业、出租车司机)、商业(售货员),社会交往对象多从事农业劳动或上述服务型行业。2.就地城市化后居民的血压、血糖、血脂和超重肥胖指标有明显的波动变化,空腹血糖与体质指数表现为先降后升,舒张压与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表现为先升后降。2010至2017年高血压患病率呈上升趋势,现在吸烟率呈下降趋势。2017年至2019年总胆固醇、身体脂肪率、内脏脂肪指数、血脂异常率、超重肥胖率和饮酒率呈上升趋势。2010至2019年中心动脉压、糖尿病患病率持续上升,缺乏身体活动率持续下降。3.城市化初期就地城市化居民的空腹血糖、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较其他人群高,血脂异常率较其他人群低;7年后其舒张压、甘油三酯、高血压和糖尿病患病率较其他人群高;饮酒率和缺乏身体活动率在两个时点均低于其他人群。就地城市化人群心血管病危险因素聚集性强,35-44岁人群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风险升高趋势明显。4.就地城市化和移地城市化对居民心血管健康均存在正负两方面作用,作用方向和作用指标存在明显差别,就地城市化对健康指标的影响更广泛且使多数指标向有益方向变化。7年就地城市化的正向作用为:空腹血糖降低0.357mmol/L,总胆固醇降低0.273mmol/L、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降低0.124mmol/L,体质指数降低0.553kg/m2,现在吸烟风险降低56.3%,缺乏身体活动风险降低61.3%;负向作用为:舒张压升高3.750mm Hg;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降低0.143mmol/L。7年移地城市化的正向作用为:收缩压降低2.131mm Hg;负向作用为空腹血糖、总胆固醇和甘油三酯分别上升0.349mmol/L、0.201mmol/L和0.168mmol/L,饮酒风险升高 1.646 倍。5.就地城市化居民的居住满意度、自评生活满意度、住宅卫生设施、住宅与主干道距离、工作单位性质、管理情况、工作自主程度以及社会网络的职业种类与心血管疾病危险因素相关生理生化指标存在直接关联;房产数、住宅周边健康促进设施的数量、私家车的使用、社会支持和社会信任与心血管病危险因素相关生理生化指标存在间接关联。6.社会经济地位对心血管健康既存在直接影响,又可通过健康相关行为、居住环境、幸福感对心血管健康产生间接影响,对心血管健康的总效应最大;健康相关行为总效应仅次于社会经济地位且对心血管健康同时产生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居住环境通过健康相关行为和幸福感对心血管健康产生间接影响;社会资本通过幸福感对心血管健康产生间接影响;幸福感作为中介在路径中出现的频率最高,主要对心血管健康产生直接影响;在社会经济地位通过健康相关行为对心血管健康产应影响的路径中,不同性别路径系数存在显著差异。结论:就地城市化改善了居民居住环境、经济状况,提升了其生活满意度,居民部分不健康行为有所减少,血压、血糖、血脂、超重肥胖的上升趋势依旧严峻,相对其他人群心血管疾病危险因素水平普遍较高,危险因素的聚集性和总体风险较强。就地城市化对居民血糖、血脂、超重肥胖、行为危险因素上升有抑制作用,对血压上升有促进作用。就地城市化从多种途径多个维度影响心血管健康,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最大且最具广泛性,主观心理状态、行为、居住环境、社会资本对心血管健康存在直接或间接影响,健康相关行为和幸福感是其他因素对心血管健康产生影响的重要中介。为降低该人群心血管疾病发病风险,政府需要制定跨部门的政策,从支持性环境建设、提升人群健康素养入手,创新综合干预模式与就业安置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