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众多学者批判我国政府对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大包大揽,承担生产者和安排者双重角色的时候,不得不关注这样一个事实：在我国广大农村地区,政府在公共物品的供给和公共服务的提供上是缺位的。我国长期以来在城市和农村实行了不同的制度安排,农村公共物品供给长期游离于国家财政预算之外,导致“三农”问题不断凸显。在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公共物品完全由生产大队实行自我供给,乡镇体制替代人民公社体制后,虽然乡镇政府承担了一部分供给职能,但依旧无法解决农村公共物品严重缺乏的窘况。直到党在十六大期间提出了“统筹城乡发展”的改革思路,将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作为统筹城乡改革的首要任务。这一思路明确了政府在供给农村公共物品中的主要责任,使得“三农”问题的解决出现曙光。与此同时,随着农村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农民对于公共物品和服务的需求急剧增长,并呈现多样化和个性化,单纯依靠政府这一单一主体,难以满足农民需求,需依靠政府、社会、市场三方合作。本文首先对治理理论、新公共服务理论等相关理论进行述评,并对我国服务型政府建设进行简要评价,与此同时,回顾了公共物品、公共服务等相关概念,并简要梳理了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模式变迁。在此基础上,对成都统筹城乡改革和德清县青墩村新农村建设实践进行考察分析,构建出“政府主导,农村社会补充,市场支持”的合作供给模式,为更好得建立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机制、满足农民多样化需求提供模型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