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依法治国的背景下，法治政府的建设也在不断推进，公民意识提升伴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政府从管理者转变为服务者，开放的行政决策使公众参与民主政治成为必要和可能。人民主权理论、协商民主理论和公共行政理论则为公众作为决策主体参与行政过程奠定了理论基石。近年来，重大行政决策因其牵涉群体之广泛、涉及利益关系之复杂、决策影响之深远引发社会关注。《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作为第一部有关重大行政决策程序的国家层面立法，为重大行政决策的法治化提供了制度支撑。在此背景下，重大行政决策公众参与制度的法律问题研究呼应了立法关切，回应现实需求。
　　重大行政决策由于其概念的模糊性，如何界定在理论上颇具争议，其理论焦点“重大”二字可从定性和定量两方面结合分析；而公众参与这一行政过程通过意见的表达和交流进行利益磋商，本质上是对代议制民主的一种补充和对公共利益话语权的重新解构。基于实践中出现的公众参与不充分、参与效果不显著、参与热情不高等问题，从法律上分析发现重大行政决策公众参与制度面临着主体实质缺位、参与渠道固态化、反馈机制形式化、追责程序待完善的法律困境。立足于我国具体国情，借鉴有关国外立法例，我们提出从科学设定决策参与的主体范围、扩展参与主体的参与方式、健全决策参与的反馈机制、完善决策参与的问责机制四个方面完善重大行政决策公众参与制度，以提升公民法治意识和公众参与能力，推动重大行政决策公众参与制度的法治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