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欧剧变、冷战结束之后,保加利亚就确立了“回归欧洲”的路径方向,在政治、经济、社会等诸多领域向欧洲靠拢。然而在天然气领域,凭借着与俄罗斯在文化、历史上密切的联系,以及冷战时期与苏联长期稳定的天然气互动,保加利亚在2009年之前实行的亲俄天然气政策,即对俄罗斯天然气保持高度依赖。2009年俄乌第二次斗气风波的爆发,使得保加利亚在天然气安全上存有的弊端被暴露无遗。没有可供选择天然气来源的保加利亚在国内出现取暖用气短缺和供电困难等情形,直接威胁到了工业生产和民众生活。此次危机使得作为欧盟新成员国的保加利亚开始反思自身的天然气政策,进而从原先的“亲俄”天然气政策转向为“亲欧”天然气政策。然而,保加利亚“亲欧”天然气政策在转向过程中呈现出阶段性的特点,即在2009年—2011年天然气政策“欧洲化”处于停滞时期,而2012年—2016年天然气政策则实现了真正的转向。在保加利亚天然气政策的转向过程中,有着国内和国际层面的双重因素对其施加影响。在2009年至2011年这个时间段,保加利亚天然气政策的“欧洲化”转向可以形容为“雷声大,雨点小”,主要由于在国内层面上,两党对于对俄天然气依赖的认知存在偏差以及保加利亚天然气中介机构的阻碍,致使欧盟指令难以转换为国内立法;同时在国际层面上,俄罗斯的“大棒加胡萝卜”政策以及严苛的欧盟法规条例,使得天然气政策转向的步伐暂且放缓。而在2012年之后,保加利亚开始逐步适应了欧盟的节奏,天然气政策成功实现转向,这主要得益于在国内层面,两大政治领袖隶属同一政党加大了天然气政策转向的速度与力度;而在国际层面上,欧盟对于保加利亚不间断地发动侵权程序和罚款,倒逼保加利亚实现转向,与此同时,随着克里米亚危机爆发之后的地缘政治回归,作为域外因素的美国也同样促使保加利亚选择有利于美国利益的天然气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