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应用国际经济学、空间经济学和劳动经济学三个经济学分支学科的相关知识,就FDI异质性、东道地产业集聚类型而工资-劳动生产率差异之间的链条关系,做了系统的机理梳理和模型刻画,提出了7个重要命题,进而引入我国典型地区相关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其中三个环节的机制分析形成本文的重要支撑点,分别为FDI异质性与产业集聚类型、产业集聚类型与劳动生产率,以及劳动生产率与工资缺口。关于FDI异质性与产业集聚类型,本文沿用水平型和垂直型/全球出口平台型差异界定FDI异质性,以产业多样性差异界定集聚类型。利用FDI在总部和海外附属企业间的交流差异、行业间和行业内的关联差异,理论推演出一个重要命题,水平型FDI能较为直接地促进东道地的产业多样化集聚,垂直型FDI则多半倾向于推动东道地产业专业化集聚。关于集聚类型、劳动生产率与工资的关系,关键的问题：其一,建模并刻画了劳动技能、劳动生产率与工资差异的内生性变化及链条联系,得出专业化集聚以现有技能传播及其熟练化为主,新技能来源不足,工资提高易受到劳动生产率边际递减的影响。多样化集聚便利了劳动力的跨行业流动,有利于新技能的创造,从而劳动生产率增长有持续性。其二,劳动生产率是否能够顺畅地转换为劳动者的工资报酬,利用产业集聚类型——专业化集聚与多样化集聚,及与之相关的劳动力市场特征,理论研究得出只有多样化集聚才给予了企业培训劳工技能的动力,形成了工资增长的长效机制。而建立三者的理论关联是在Fujita、Krugman和Mori(1998)建立的单中心空间结构的模型的基础上,利用产品替代弹性——东道地产品种类数目的变化,表示FDI异质性的效应,分析得出水平型FDI-多样性程度越高,工资水平随着地区集聚规模增加而增加；垂直型/全球出口平台型FDI-专业化程度越高,仅在集聚规模较小时,维持工资的增长,当集聚规模扩大到一定程度时,工资随之降低。在实证研究之前,通过对我国典型区域的现实考察,遴选出了广东和浙江一对具有典型特征的地区作为实证的样本,并创新性地利用设定计量模型中干扰项的形式——组间异方差、截面同期相关和组内自相关反映行业之间或城市之间的差异性与关联性,实现了对集聚经济不易观测部分的测度。利用1998-2007年城市×时间和2003-2010年行业×时间的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面板标准误校正(PCSE)估计得出：(1)水平型FDI显著且稳健地促进了浙江产业集聚的多样化,对广东产业专业化起显著且稳健作用的是垂直型FDI。(2)浙江的集聚规模扩大会显著地促进工资增长,相反,广东的集聚规模扩大会显著地降低工资,尽管该变量有正向强化劳动生产率对工资的作用。(3)行业种类与劳动生产率的交互作用促进了浙江工资的增长,而对广东样本的估计,结果显示该关系显著为负,说明浙江不同行业之间确实存在一些共用和共享的部分,不仅为劳动力的跨行业流动提供了可能,而且有利于新技能的创造,因而工资提升,相反,广东专业化程度较强,新行业种类的出现,会牺牲部分劳动生产率对工资的贡献。(4)浙江和广东样本的估计结果均支持,垂直型／全球出口平台型FDI对工资有显著的负作用,且弱化了劳动生产率对工资的正效应。相反,水平型FDI对工资有显著的正作用,且能够强化劳动生产率对工资的正作用。最后,根据我们理论和实证研究,对工资增长的认识和策略上、我国全方位开放的引资干预和步骤上,以及从区域和行业层面利用专业化集聚和多样化集聚的特征差异,推进产业转型升级等提出了可供参考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