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著名小说家李渔的拟话本小说《十二楼》多次经过汉学家的翻译进入英语世界,然而不同的汉学家采用了不同的译介方法。本文以Lefevere改写理论中的诗学理论为切入视角,并借用中国叙事学的一些概念,对比分析了三位汉学家的翻译活动,以考察诗学观对译者选材、译者的译介视野和译本在英语世界接受情况的影响。首先,三位汉学家的诗学观对各自的选材和翻译策略产生了不同影响。德庇时是东印度公司驻中国的职员,他想通过译介《十二楼》来介绍中国社会,所以选材时注重异域性,翻译时采用节译与直译的翻译手法,他的译作还被转译成其他语言。茅国权是一位中国学者,想要在国内外全面地推介李渔作品,以此提高李渔在中国文学史上的文学地位,因此选材时选择全译,翻译时采用译写翻译手法,他的作品在学术界受到猛烈批评。韩南欣赏李渔的独特性,因此选材时注重创新性,翻译时受个人兴趣与学术素养的双重作用,主要采用了直译的翻译手法,其译本也受到了普通读者和学者的一致好评。通过对比可知,随着时间的推移,三位汉学家越来越尊重原著的诗学观。其次,三位汉学家对李渔的评价不同于国内大多数学者,同时,彼此之间又有所不同。德庇时不关注李渔的风格,但也没有作出负面评价。而茅国权和韩南将其当作一个写作技巧高超、文风幽默的写作大师来译介。通过对比三位汉学家译作接受情况,尤其是对比同一时期的茅国权和韩南译作接受情况,发现在推介中国经典作品走出去的过程中,既要把握好两国之间的时间差与语言差,根据译入语国家的主流诗学进行选材,还需要定位读者群体,并考虑读者的审美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