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30年代,现代公司的制度形式日臻成熟,进而推动了公司经济学和法学方面的理论研究。公司管理者结构中高级别的人员即本文中的高管,他们由公司所有者聘请,对公司内部的具体事务进行管理。代理理论认为,这样的分工最终造成了公司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从公司所有者的角度出发,他们希望公司高管能恪尽忠实勤勉义务,进行专业化管理;而为了尽量消除公司运营中投资者与管理者之间的利益冲突,使高管在不可避免追逐自利的同时也能帮助股东实现价值提升的最大化,所有者以股权作为激励薪酬,以此来强化高管薪酬与公司业绩的黏合度。然而,股权激励薪酬近年来被不加节制地使用,占比不断增加,导致高管薪酬不断攀升,天价薪酬刺痛了民众的神经,引发了社会“公愤”。究其原因,不外乎是高管通过自我交易在薪酬谈判层面直接剥夺股东的话语权,制定对其有利的规则拔高薪酬水平,后又隐瞒这一信息使得公司和股东因为不知情而无法对其进行监督。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制度的深度扭曲和异化也发生在我国的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中。以中国平安为代表的上市公司早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颁布,就已经开始采纳股权激励的薪酬模式,由于缺乏法律的引导,该等薪酬模式下我国迎来了第一波上市公司高管天价薪酬的冲击。薪酬之高或许还不足以为法律规制的介入提供正当性,但是此后世界范围内金融危机爆发,公司业绩的衰退与频现的巨额薪酬形成了鲜明对比。正是因为在这一系列事件中我国的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制度饱受诟病,推动了我国相关制度的改革进程。根据市场失灵和委托代理的经济学理论,信息披露制度有益于薪酬信息的透明化和薪酬决策的合理化,进而推动资本市场回归理性和真实。而学者的实证研究成果也不断证实,信息披露虽然不能直接抑制高管薪酬,却能加强其与公司业绩的敏感度和关联度。欧美发达国家对于信息披露制度的研究时间和深度都远超过我国,对于评估一项制度的作用大小而言是看得见的“幸存者”,并且从结果来看对其市场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正面作用,也能为我国开拓具有适应本国水土的信息披露制度带来启发。文章总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开门见山地抛出当前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法律规制亟需解决的问题——高管薪酬与普通薪酬差距悬殊、与公司绩效关联有限的问题,并介绍和评价了当前法律规制的主要手段,比较分析之后提出薪酬信息披露制度应当是解决薪酬问题的关键所在;第二部分,依托市场失灵和委托代理的理论论证高管薪酬信息披露的法理基础,并着重辩证分析了信息披露制度在应对高管薪酬问题时的正向价值和负面影响,强调信息披露制度的特有作用;第三部分,梳理我国当前上市公司薪酬信息披露制度的立法体系,对披露状况进行调研,总结薪酬信息披露制度实践中存在的问题;第四部分,结合域外发达国家的薪酬披露制度做法,针对我国的高管薪酬披露制度提出了四点具体的完善建议,包括优化信息披露的手段、拓展信息披露的内容范围、增强薪酬决策的透明度、完善瑕疵披露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