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有效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负面冲击,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政府出台了一揽子四万亿刺激方案,然而林毅夫在“2015年博鳌亚洲论坛”指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2008年到2012年的实际投资为三十万亿的天量投资。银行成为此次天量投资资金的重要来源,在政府鼓励以及银行追求利润的影响下,大量资金进入了房地产、钢铁、煤炭和制造业等领域,然而银行在发放贷款的时候没有从面入手而是从点入手,最终使得商业银行的贷款投向越来越集中在少数的行业、客户,银行业的贷款集中风险不断加剧。在经济发展规律以及经济结构自我调整的影响下我国经济进入了三期叠加的新常态经济,受此影响前期银行贷款集中度过高的风险逐渐显现,工商银行发布2014年财报显示,不良贷款率连续2年上升,2014年不良贷款近1245亿,两年升近33%。除工商银行外,其它已发布财报的数据显示,银行不良贷款涨幅整体超过30%,不良贷款主要集中于过去资金大量流入的制造业、钢铁、零售业领域。在这种背景下,本文选择以贷款集中风险作为研究对象,正确认识我国商业银行的贷款集中问题,分析对其风险的影响并测算银行贷款集中度的合理区间,以求对现有研究成果做出一定的补充。根据巴塞尔协议Ⅲ中对贷款集中度的相关表述,贷款集中风险属于信用风险的一种。笔者在对国内外学者关于银行贷款集中的理论和文献进行归纳整理的基础上,首先明确了贷款集中可能带来的风险效应,从而确定了以风险及贷款集中度的合理区间为目标的研究框架,明确了以国有控股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为研究对象,重点研究商业银行贷款集中度对其信用风险的影响以及商业银行贷款集中度的合理区间。文章根据商业银行的年报披露数据,通过描述大型国有控股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贷款投向情况,对我国银行业贷款集中现状进行分析。为了准确反映商业银行贷款集中度的情况,本文选取行业贷款集中度、客户贷款集中度作为衡量贷款集中度的指标,采用赫芬达尔-赫尔曼指数和最大十家客户贷款集中度分别对商业银行的行业贷款集中度和客户贷款集中度进行测算,在风险衡量方面除了采用常用的不良贷款率之外还采用了Z指数进行衡量。基于上述研究,本文搜集整理了国有控股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2008年—2014年的相关数据资料,通过构建客户贷款集中度、行业贷款集中度与银行信用风险(不良贷款率、Z指数)的四个门限模型,具体研究包括平稳性研究、Hausman检验、门限值检验以及门限效应分析,门限效应分析的结果显示,在门槛水平前后,银行贷款集中度先对用Z指数衡量的银行信用风险表现出减缓作用,但减缓效应随着贷款集中度水平跨过门槛值后呈不断上升趋势。基于实证研究结果,本文认为应从加强贷款集中度监管力度、完善贷款集中度监管法律体系和健全商业银行内部管理制度来控制贷款集中度的合理区间,化解贷款集中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