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与消费之间的关系是宏观经济学中最重要的关系之一。二者协调与否，不仅影响到当前宏观经济的稳定性，而且影响到经济长期增长的可持续性。所以，世界各国都密切关注本国的投资和消费状况，制定各种政策措施来保障投资和消费的平衡发展。中国投资与消费的不平衡增长问题曾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争论，大多数学者认为当前中国存在投资率过高而消费率过低的问题。近几年来，尤其是2008年秋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投资和消费不平衡增长问题进一步引起了关注。因此，研究投资和消费不平衡增长的背景下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以及这种增长模式的可持续性，具有很强的理论和现实指导意义。本文以转型期中国的投资与消费不平衡增长及其对经济增长影响为研究对象，按照提出问题、建立模型、计量分析、经验检验和得出结论的研究方法，构建起转型期中国投资与消费不平衡增长相关问题的研究框架，从以下方面对我国投资与消费不平衡增长问题进行了理论和实证分析。首先，本文对国内外的文献进行了认真的梳理和评述，对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投资与消费相关的经济事实进行总体考察及国别比较。结果表明，中国经济存在投资率相对较高、消费率相对较低的特征。传统理论认为，具有这种特征的经济无法保持长期快速增长，但中国经济过去的经验路径却与这一结论相反。本文基于转型期中国的现实特点，建立修正的经济增长模型来解释在投资与消费不平衡增长的现实背景下，中国经济依然持续高速增长的原因。计算结果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投资效率一直保持持续增长的态势，这是由于中国持续不断地加大对人力资本和研究开发的投资。通过对模型的分析表明，大规模的投资、人力资本和R&D投入、较高的投资效率、迅速提高的技术水平和良好的制度环境等因素使得投资明显过度而消费明显不足的中国经济有了过去30年高速增长的可能。其次，本文从中国的投资与消费的内部结构的角度出发，寻找中国投资效率不断上升和当前消费增长缓慢的原因，对中国投资消费的不平衡增长问题进行进一步研究。本文运用分位数回归理论分析了中国公共资本和私人资本的生产效率及其区域差异。结果表明，不管是基于全国、东部、中部和西部，还是基于各省市的样本数据，其分位数估计和OLS估计都表明私人资本的产出弹性远远大于公共资本的产出弹性，而且私人资本的产出弹性系数基本上都为显著，公共资本的产出弹性系数则相对不显著。这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私人资本在总投资中比例的不断上升改善了投资的效率，为投资和消费不平衡增长背景下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做出了贡献，因此我们需要继续采取各种措施鼓励和发挥私人资本在经济增长中起到更大的作用。此外，本文使用面板协整技术对中国公共消费对私人消费的替代效应进行了深入的探讨，结果表明，中国的公共消费对私人消费有一定的挤出效应。再次，本文从静态分析转向动态分析，利用1953-2008年样本数据，运用向量自回归模型研究了中国消费、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相关性，在此基础上使用脉冲响应函数、Granger因果检验、方差分解模型等对中国消费、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作用机理进行了系统的分析。结果表明，经济增长率与投资率之间体现出较强的当期相关性，具有影响关系上的近似对称性和类似的波动模式，它们之间存在稳定的影响关系和影响方向，而消费率的波动模式与上述两个变量的影响模式正好相反；经济增长率分别是投资率和消费率的Granger原因，但反向因果关系不成立；而投资率与消费率存在双向Granger因果关系。为了增强投资的产出效应，应当适度改善投资结构，加强对可贷资金的引导和规范，宏观调控政策的重点应当放在启动消费上。最后，对全文进行了总结，本文分析了投资消费不平衡增长的具体原因，中国当前较高的投资率同所处的发展阶段有着密切关系，同时也有经济增长方式的问题和高储蓄率的推动。中国的低消费率则主要与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金融市场的不发达和居民面临的各种不确定性等因素有关。本文对解决投资率和消费率不平衡问题，促进中国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和进一步研究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