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诗研究一直是学术界的冷门,关于《元诗别裁集》的研究更是少之又少。三位编者的生卒年学术界都没有定论,这是研究这本集子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也是最为棘手的问题。因为资料有限,三位编者的选诗宗旨选诗目的也很少有研究者问津。笔者在论文第一章试图解决第一个问题,即三位编者的生平问题。上海古籍出版社和中华书局在出版这本集子序言中都说三位编者是理学家,并且说张景星是江西人,通过仔细的考证,可以看到事实并不是如此。张景星是江苏人,而三位编者只有姚培谦可以说是真正的理学家,另外两位就很难明确地说是理学家了,因为没有明确的资料证明他们是理学家。由于资料匮乏,三位编者的编选宗旨不能直接了解到,但姚培谦有《松桂堂读书集》传世,集子中有他的诗文,还有《诗话》一卷。通过这些材料的研究,可以了解到姚培谦在诗学理论上主张“隽妙”,以汉魏盛唐为诗歌旨归。另外,通过姚培谦的诗、文以及别人给他写的序和跋不仅可以看到他身世坎坷、有很强的隐逸倾向,也能侧面了解到另外两位编者在隐逸倾向上与他有着一致性。带着这份收获再来反观《元诗别裁集》中所选之诗,可以看到很明显的尚古宗唐的倾向和隐逸倾向。尚古宗唐的诗人和隐逸诗人以及隐逸诗入选的数量大大超其他的诗人和题材,选本中还有着编者的审美追求的流露和身世的印记。这一部分内容主要在论文的第三章展开讨论的。编者的诗学追求和隐逸倾向也影响到了选诗的类别,有着隐逸色彩的山水游记诗成为了选本的主角。清代的整体政治环境不光给姚培谦带来了牢狱之灾,也让政治主题诗成为禁区。选本中山水诗、唱和诗、田园诗、送别诗、题画诗等都入选较多,却没有讽喻诗和反映民生疾苦的纪行诗、战争诗。选诗类别倾向性非常明显,这是论文第四章重点讨论的内容。作为选入选本中最多的两位诗人——赵孟頫和元好问是需要具体讨论的两位诗人。赵孟頫更多的是以书画留名,诗名并是很大,但却受到编者的极力推崇,把他放到元代第一诗人的位置上,这有着身世上的认同,也有着诗学观念上的认同。元好问后期的纪行诗是非常有名的,元好问的诗名可以说更多的是靠这些反应战争和民生疾苦的纪行诗打出来的,但在选本中却没有选入一首这类诗,可以看到文字狱的阴影时刻笼罩着三位编者。另外,不选此类诗也和诗学追求有关。姚培谦在《诗话》中主张“隽妙”之说,那些纪行诗与这个诗学标准也有些出入。第五章的个案研究是从具体诗人的角度对选本进行深入的剖析,而余论部分主要是探讨选本的影响。通过材料考察看到,《元诗别裁集》在编选之后并未有多大影响,之所以流出下来,并小有名气,主要是得益于它被列入《五朝诗别裁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