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中国乡村日益贫困,农民生活日益艰难,尤其到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更加尖锐,广大农民纷纷破产及农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为了解决中国乡村问题,复兴中国,许多仁人志士立志寻求一条民族独立、富国安民的救国出路,而此时期的王鸿一提出了村本政治思想,力图通过乡村着手,解决中国问题。尽管王鸿一在他有生之年没有将其村本政治思想真正付诸实施,但其中却包含着许多有价值的思想内容。王鸿一村本政治思想的设计内容和特点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强调教养政治在中国农村建设中的作用。王鸿一认识到了乡村教养政治的重要性,主张在乡村确立民主传贤政体,进而实现全民政治,使村中的权利真正归农民所掌握,真正做到权为民所有,利为民所谋,使德才兼备的人领导村民进行乡村改造和建设。虽然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王鸿一的乡村民主政治思想无法实现,但是他所倡导的乡村教养政治思想,值得我们学习,对于我们今天的村民自治制度,仍具有现实的借鉴价值。第二,强调农民自觉在乡村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王鸿一认为农民自觉是实现村本政治思想的内部条件,而农民自觉必须依靠教育及知识分子的指导,因此,王鸿一强调乡村教育的重要性,尤其是人的精神陶冶,人格的培养,他更偏重于人的思想教育。王鸿一在注重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同时,还提倡西方的科学和民权精神,以补充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缺陷的方面做了新的探索,王鸿一就是希望通过这样教育的方式使农民自觉,尽管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王鸿一的乡村教育思想并没有使农民真正自觉,但是他重视教育并亲自实践办教育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对我们今天的乡村教育,有积极地指导作用。第三,王鸿一村本政治思想的主要特点,徘徊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王鸿一认为,中国的问题是因中国伦理社会逐步受到破坏引起的,所以其村本政治思想主要就是要恢复中国伦理社会,但是王鸿一已经认识到完全恢复中国伦理社会,即中国上古“乡治”是不可能的,因此他主张在中国传统基础上吸收西方的“科学”和“民权”两精神,就是借助西方文化为恢复中国伦理社会提供理论支持。王鸿一希望用文化来恢复中国伦理社会,进而复兴中国及解决中国乡村贫困问题愿望,这在当时民族矛盾尖锐、国内阶级斗争激烈的社会条件下,是不可能实现的。但他主张中西文化并用,即以中国文化为体,西方文化为用,从根本上恢复中国教养文化,可以说王鸿一的东西文化观体现了其村本政治思想文化特点,即徘徊于传统与现代之间,他希望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创造一个适应中国当时社会需要的伦理文化,但是由于王鸿一对传统过于自信,逐步使他在潜意识中认为传统才是解决中国乡村贫困问题的根本,这就造成了他对传统文化的过分依赖,逐步走向文化保守的深渊。王鸿一与梁漱溟和毛泽东对改造中国问题认识上有明显的差异,其影响亦迥然不同。王鸿一和梁漱溟二人希望用改良的方式解决中国社会问题,救济中国乡村,所以他们二人对改造中国社会问题的认识大同小异,即在坚持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吸收西方的科学和民权两精神,创造新文化,来解决中国社会问题。而毛泽东正确认识到当时中国的实际,认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高潮不可避免,所以主张用革命的方式给予解决,并且毛泽东认为革命的成功离不开农民对革命的支持、党的建设及军队实力的强大。因此,毛泽东领导开展土地革命,满足农民对土地的要求,与此同时,毛泽东还强调党的建设、军队的建设和政权的巩固。总之,王鸿一在村本政治思想中所提出的一些主张,如对乡村的教养政治、规划方案、知识分子作用、教育的重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以及王鸿一村本政治思想的特点,有利于当今更深层次地认识王鸿一的村本政治思想价值,同时这也是王鸿一的村本政治思想研究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