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度被废除后,中国传统士大夫入仕参政的人生道路被阻断。在新的历史语境下,知识分子们必须重新规划人生道路,他们不再将自己的人生理想寄托于庙堂,转而走向民间,有的办起了学校、有的从事出版,也有一些开始了办报活动。这些活动的开展使知识分子们开始具有自己独立的品格和价值判断。《晨报副刊》即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从1919年2月《晨报副刊》改版开始至1926年徐志摩离开《晨报副刊》,在这7年的时间里,《晨报副刊》先后经历了三大主编。在不同主编主持期间,《晨报副刊》呈现出的精神面貌也是不同,直至三大主编先后离开。到底当初这些知识分子们是为何集结在《晨报副刊》周围,后来又是什么原因导致他们分道扬镳?本文共分四章,旨在这些方面进行相关探讨。第一章为文章的基础和铺垫。在此将交代自1905年废除科举制度以后,传统知识分子们狭窄的生存空间和现实处境。说明知识分子是为何集结,他们集结办报时的社会背景。还将交代知识分子们是如何对办报空间进行建构的。在第二章中,将视角对准李大钊、孙伏园、徐志摩三大主编以及聚集在他们周围的知识分子们是如何在《晨报副刊》的平台上“发声”、“立言”,通过对《晨报副刊》传播内容的定量分析和历任主编的交际圈的解读,说明《晨报副刊》与知识分子们的聚合是什么原因。第三章通过对《晨报副刊》历任三大主编报刊思想、编辑特色的分析以及对围绕在《晨报副刊》周围的知识分子们的“后台景观”的呈现,揭示出李大钊、孙伏园、徐志摩先后离开《晨报副刊》的深层次原因。第四章是文章的总结和升华。论证近代政党化知识分子围绕在《晨报副刊》周围是出于办报立言的初衷,而一旦“立言”与《晨报》总编辑办报思想相冲突,由于近代知识分子自我意识的觉醒,他们将会寻找下一个可以“发声”的舆论舞台,而绝不听之任之。通过对《晨报副刊》及历任三大主编报刊思想的分析,可以总结出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及政治环境下,包括副刊在内的媒介通过自身有意识、有倾向的传播,可以发挥自身独特的舆论动员作用来促进社会的进步,而社会大环境反过来又促进了媒介的改革。